除了繪畫才能外，畫家也需兼具優美的書法與文字的涵養。心到筆隨，詩文允於畫境，並以書法統攝筆墨，三者交相映發，使畫韻和境界更臻完美。

詩、書、畫、印在傳統中國畫裡的關係緊密，並隨著時代更迭各有不同的開展，勢所必然，是無庸置疑的。其中從技巧的角度觀察，又以書法為關鍵。

唐代王維能詩擅畫，令蘇軾讚嘆：「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這是文學與繪畫的契合。蘇軾亦善書畫，乃北宋四大書家之一，力倡畫要有士夫氣，需闡揚文人高貴氣質，而此繪畫觀直到元代趙孟頫方真正落實。趙氏在一幅〈二羊圖〉上題云：「余嘗畫馬，未嘗畫羊，因仲信求畫，余故戲為寫生，雖不能逼近古人，頗餘氣韻有得。」（美國華府弗利爾美術館藏）書畫文辭，完美融合。不容忽視的是，這則題識開啟畫家於本人作品上題句闡述創作的緣由，之後元代畫家常在自己或他人作品題詩歌詠。當然，先決的條件是除了繪畫才能外，畫家也需兼具優美的書法與文字的涵養。心到筆隨，詩文允於畫境，並以書法統攝筆墨，三者交相映發，使畫韻和境界更臻完美。

降至明代，此風尤勝，品評作品的優劣，不僅止於畫而已。是故，畫者不再斤斤追求技巧，反趨向尋索意境的提升。如明初文人畫家王紱的〈鳳城餞詠〉（台北故宮藏），技法雖承襲前人，主旨則側重送別圖意，題識者皆一時俊彥，畫上十二人詩題內容，皆圍繞在友人於晚秋時節離京還鄉，歸隱松江的別愁與思緒。至此，書法和文學的地位在畫面上愈形重要，作品的內涵與書、文已然無法割離，這是繪畫史發展之必然。

更進一層，可舉沈周六十六歲的〈夜坐圖〉（台北故宮藏）深入觀察。步入老年的沈周於靜寂寒夜中，轉惻難眠若有思緒，起而為文，後以俊雅的書法、純熟的畫筆構築成一幅怡人的畫面。此幀書畫和璧，各居畫幅之半，因文得成其畫，而以書法串結貫連，使書、畫、文三者合為一體。設若沈氏無純熟的書畫技巧，即無如此勻整悅目的畫面，無文翰的學養則此記難以雋永成篇，而最終匯歸於其豐富人生的閱歷，聚合融揉，使書畫文辭更具深刻的意義。

儘管史載元代王冕以乳花石治印，開啟文人畫家鐫刻自用印的風氣，然而直至百餘年後，明代文彭、何震才將篆刻藝術推至高峰。承此遺緒，清初碑學大興，以刀易筆，促使篆刻家輩出，且大多數創作者皆詩書畫印間參。循序發展至清末，書畫和篆刻間生發最直接的關聯，如以北碑擅長的趙之謙，將流暢的書法線條直予移化在治印和繪畫上，孕育出富有金石氣的新風貌。受趙氏啟迪的吳昌碩，以大篆〈石鼓文〉凝重筆意，熔鑄書法之筆於金石之刀，豐富了畫筆，趣味高古雋永，而三者實以書法為基點。民初黃賓虹亦承襲此風，以金文筆法入畫，帶有濃郁的古樸金石氣息。繼之而起的是齊白石，將〈祀三公山碑〉的筆法融於刀筆治印、畫畫。此際，詩書畫印已然合為一體，綿密相連，創造另個高峰，締造嶄新的藝術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