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一甲子學術研討會」中藍營學者對一中原則提出了強烈的質疑，中國學者和台灣社會都非常驚訝。針對這變化，楊泰順教授的分析最一針見血：「國民黨在戒嚴時期為維持政權合法性，主張一個中國，但是今天台灣政治情勢已經轉變，用一中框架很難得到選民支持」。

只是，既然如此，藍軍為什麼又不放棄一中框架？表面上的原因是中美和國際社會大多仍持一中政策或一中原則，台灣惹不起他們，不過更重要的其實是一中框架雖然在台灣大社會已經失去正當性，卻仍然是長期接受了藍軍思想教育的深藍群眾的信仰，因此，藍軍在一中框架上陷入迎合大社會則自己部隊譁然；獲得部隊肯定則大社會側目的窘境，權力的正當性、合法性處於內外交逼的雙重危機中。

其實，藍學者質疑一中原則還不只是因為他在社會上正當性出問題而已，而是因為根據一個國家只有一個合法中央政府的原則，對喪失九九％中國土地統治權的中華民國政府來說，是經不起在一中原則上攤牌的，一九七二年之前美國以「重要議案」須三分之二才能通過的程序策略在聯合國中擱置中國合法政府代表權問題的攤牌。到了一九七二年重要議案都發揮不了擱置攤牌的效果，結果一攤牌，依二七五八號決議「驅逐蔣介石政權出聯合國」，中華民國席次就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了。從此台灣參與多邊國際組織極度困難。

此後各國和中國建交時，中國一定逼各國攤牌，但各國雖承認一個中國，卻都在台灣的歸屬上模糊處理避免攤牌。於是在國際雙邊關係上雖極委屈，但仍以「事實國家」的狀態維持對外關係，稍事喘息。

兩岸雙方關係上，一九八七年前兩岸老死不相往來，彼此間也就沒有攤牌問題。但一九九○年代開放兩岸往來後，北京便逼台灣攤牌，折衝的結果，雙方到底九二共識是一中各表還是一中不表，彼此說不清楚，台灣閃掉了攤牌。中國窮追不捨，終於在三通談判中大有收穫，把兩岸航線界定為國內航線，攤牌成功，結果是兩岸只有國輪可以航行，台灣主權受損，航商、海空港商機也全受傷害。

兩岸最高層次的攤牌自然是「終止敵對狀態簽訂和平協議」上，由於馬總統原打算以一中各表的策略閃掉攤牌而簽下協議，不料中國並不鬆手，在這條件下若簽和平停戰協議，依照國際法、國際慣例，既表示內戰結束，當然也造成這一個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確立，台灣沒有不成為地方政府的空間。馬終究只好對和平協議、政治談判打退堂鼓，以拖待變。

聯合國席次之爭當用程序問題擋不住攤牌時，蔣介石終於接受美國雙重承認的建議放棄一中原則，但因為時已晚，於是回過頭來重新以一個中國原則做為鞏固威權體制的合法性基礎。假使過去連蔣介石都知道攤牌時刻不能硬守一中原則，而台灣又在三通談判後又嘗到了一中原則的苦頭，那麼今天藍軍學者在中方由鄭必堅領大軍壓境高唱一中原則時硬起頭皮強烈挑戰就不意外了。

只是藍軍的學者雖對一中質疑再三，但他們陷入內外正當性的矛盾。畢竟無法真的拒絕一中，也只能肯定須簽和平協議、ＣＢＭ，只能在中國主導的大方向下盡量掙扎。無論如何，藍軍若無法解決雙重正當性危機，未來面對中國，恐怕麻煩還多多。

（作者為民進黨前立法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