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以影像為當代華人社會的變遷留下紀錄？蔣顯斌和朋友一起成立了CNEX，自2007年開始每年舉辦主題徵件，也在中港台舉辦主題影展，期望以兩岸三地為平台、以紀錄片為載體來記錄華人文化……

在網路剛興起的九○年代中期，蔣顯斌和朋友合夥創立了新浪網，成為華人地區網路的先行者。現在，新浪成為華人世界最大的入口網站。

2005年，在新浪十年之後，蔣顯斌面臨一個生涯轉折點，他開始思考能否找到另一種力量，用時間更長的方式，在華人世界生產並累積有意義的文化。

他遇到了台灣紀錄片導演張釗維。張釗維長期投身台灣文化、社會運動，而在那幾年，他的關注焦點也從台灣轉向中國，從現實轉向歷史。

他們開始一起思考紀錄片作為這股力量的可能性，然後邀請了台灣導演徐小明的太太、具有商業背景的陳玲珍，一起成立了一個新組織：CNEX。

CNEX的意思就是「下一代華人」（Chinese Next）。他們希望以兩岸三地為平台、以紀錄片為載體記錄華人文化。CNEX每年會定出一個主題，徵求紀錄片導演提出作品構想，每部片補助8到10萬人民幣（約新台幣40萬元上下）。透過每年一個主題，他們希望十年十部片，替當代華人社會的變遷留下紀錄。

他們的口號是：「給下一代的太平盛事備忘錄」。

從2007年開始，CNEX開始每年舉辦主題徵件，也在中港台舉辦主題影展。今年成績尤其亮眼。中國導演杜海濱關於川震的紀錄片《1428》在威尼斯影展獲得最佳紀錄片大獎；香港導演張經緯的紀錄片《音樂人生》，難得地在香港商業院線上演，並且獲得台灣金馬獎三項入圍。這兩部片也都在最近的台北金馬影展放映。因此，本報特別採訪了CNEX創辦人蔣顯斌，以及中國導演杜海濱（見B4版）。

張鐵志（以下簡稱張）：先從一個基本問題開始，CNEX是如何開始的？

蔣顯斌（以下簡稱蔣）：從小紀錄片就是我知識攝取的重要來源。

過去在網路產業工作這麼久，我看到下一代從文字閱讀走向影像閱讀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在這個影像閱讀的時代，所謂知識分子要如何表達和對話？紀錄片自然是一個很適切的媒體。它有論說文的性質，有抒情文，有詩意；不管對華人，對兩岸對話，全球化衝突，紀錄片都會成為重要的影響資產。

我在2005年遇到釗維時，正好在想，做完了新浪十年，我下一個十年要做什麼？能否從網路轉向比較文化的方向？當時，兩岸都正好走到一個十字路口。

台灣因為兩顆子彈的事件，政治紛擾、藍綠嚴重對峙；在中國，經濟突飛猛進之後，年輕人把致富等同於成功，揚棄了很多重要的價值。

我們那時就在想，有沒有可能做一部紀錄片記錄這個現狀，但是後來覺得一部片實在太少，不如成立一個單位、建立一個跨中港台的平台，有出版紀錄片的能力、有舉辦影展的能力。我們每一年發一個問題，然後大家用影像來接這個問題，一年十部，十年一百部。

張：你怎麼看紀錄片在這個時代的意義？

蔣：我覺得，我們這個時代要給予紀錄片一個重要位置。

現在，影像時代的來臨和華人時代的來臨，有三股青年力量是我們一定要去培養和支持的。

第一是音樂新青年。他們的影響力非常大，且用音樂推動很多新價值觀的傳播。第二是設計新青年。因為整個大中華區從代工終究會走向設計，當然現在大家還在做功課。第三是影像新青年。台灣有很好的機會去做這部分，因為這一塊是屬於公民社會的。

紀錄片可以成為政府、市場之外，公民社會的重要養分。

張：談談你們的影展。我感覺CNEX今年在台灣似乎更積極，比如在海邊的卡夫卡或倉庫舉辦想小型影展。

蔣：2007年底，我們第一屆影展主題是「開眼見錢」，在台北是在誠品，在北京是跟清華美院合辦。第二年是「癡人說夢」，在北京是在798。此外，我們也進校園舉辦小型影展，每年大約有二、三十場。

我們知道不能一年望一次彌撒，只辦一次大型影展。本來想在台北找一個固定場地固定放，但現階段會先找一些有沙龍功能的咖啡廳，以一季為單位思考主題規畫，可以藉此知道市場或社會的反應。

張：就推廣模式而言，在大陸和台灣有不同的策略嗎？

蔣：在中國大陸，校園是很重要的推廣目標。相對於一般社會，中國政府願意讓校園接受比較國際性的思維。在台灣，我們可以走到社會，和一般公民接觸。

張：現在徵件的部份，感覺起來好像大陸的導演和題材比較多，這是兩岸規模大小不同所發展出的自然結果，還是隱含著某些發展策略？

蔣：一來因為我們的資金有限。在台灣我們的補助相對於其他單位可以提供的經費，可能吸引力不那麼強。但在大陸，對資金匱乏的獨立導演來說，這筆補助對他們算是好用。此外，香港的導演也願意，因為他們也很缺乏資源。未來我們希望在台灣可以爭取到資源，讓更多台灣導演可以加入。

另外一個原因是大陸現在處於社會轉型的劇烈期，在這種時期，故事俯拾皆是，導演又極度熱情。所以題材供給面上不是問題。台灣相對來說，社會比較穩定，所以越來越關注內心。

所以大陸紀錄片處理的都是這些人在「做」什麼，台灣都是這些人在「想」什麼；所以我說，大陸是鏡頭背後的社會學家，台灣是心理學家。

當然，我們也很鼓勵台灣導演走出台灣，譬如林稚霑拍了以雲南農業為主題的《紅穀子》。畢竟我們認為台灣的影像新青年不能自外於台灣與中國崛起，和全球化的影響。

張：你們有徵件部分，但是不是也有導演自己拿著提案來找你們？

（文轉B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