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紀錄片導演杜海濱以《1428》奪得今年威尼斯影展地平線單元最佳紀錄片大獎，是今年唯一獲獎的華語片。評審對這部汶川大地震紀錄片的評語是，「該片以冷靜、不煽情的語言，在面對國家級災難時，記錄了事件的多個面向。」這份榮耀，隱沒在當時國家慶賀壽誕的歡喜之中，而這起災難也隨著國家繼續往前奔馳而逐漸被淡忘。但杜海濱說，他還要繼續用鏡頭關注災民的生活。

杜海濱來台灣的第一件公開露臉的行程，就是擔任「八八水災」紀錄片徵案的評審，在聆聽紀錄片提案後，給予建議，並選出一部接受CNEX補助、明年可在金馬影展放映的紀錄片。

「紀錄片不同於新聞，要有故事性和自己的風格。」杜海濱以過來人的經驗，給這些提案人建議，並笑說，他曉得提案這件事有多磨人，因為他自己曾在台上向CNEX提案，也經歷過這樣的痛苦。

當年，杜海濱以《傘…》這部紀錄片，向CNEX提案，當時他心中只存著拍攝農村問題的念頭，具體操作並不清楚，於是含糊地提了一個囊括改革開放後各階層人民生活的想法，並且表示：「就算沒有錢，我也會完成它。」那堅定的語氣，和八八水災紀錄片的提案人一般，他們也這麼說：「就算CNEX不補助，也得完成。」

影像的社會責任

這是紀錄片導演們扛在肩上的「社會責任」。在拍攝《傘…》的前一部作品《石山》時，杜海濱意識到並開始強調這一點。當時，他看著北京郊區那群來自東北、做著敲石工作的農民工，日復一日地做著枯燥無聊的工作，卻在其中展現了勞動力之美和生命。當媒體描述這個國家處於盛世，但卻漠視這些人的犧牲貢獻時，讓杜海濱特別想為這樣的群體發聲，希望透過影像為他們做點事，這就是他所說的社會責任。

但杜海濱最初拿起攝影機，只是為了想「說故事」。喜好繪畫的杜海濱，從圖片攝影中找到了圖像的震撼力，從而考上北京電影學院圖片攝影系，偏好紀實攝影的他卻也發覺，他的照片即使配上圖說，卻無法表現人物生動故事的萬分之一，沮喪時，在課堂上看到了紀錄片，發覺這個媒介不僅接近他的專業，也能表達他的想法，「就這麼順理成章拍起了紀錄片。」杜海濱說。

他拿起姊姊送他的Hi-8攝影機，拍了他的第一部作品《竇豆》。「拿攝影機和照相機不同，相機可以在街上抓拍，但剛開始拿攝影機，只能藉著拍攝自己的生活與好友，來熟悉這項陌生的技術。」於是，一位和他一起從陝西到北京求學的朋友，就成為他練習的主角，拍攝他的生活，其實也等於拍攝自己：「那年紀的我們，處在一個茫然期中，不知道何時可從男孩變成男人。」

《竇豆》後來被賈樟柯帶去參加日本的山形影展，而杜海濱的同學的作品在影展中獲獎，這個好消息讓振奮了他們：「我以為電影節的好電影，都要使用膠片、用昂貴的攝影機去拍。但我們使用重複拍攝的帶子拍出來的粗糙作品卻獲得肯定，說明了比起技術，人們更關注的是內容本身。」杜海濱表示，他們顯然都還是不足的，但影展的評審願意先讓他們有自信，讓他們有機會改變拍攝的想法和狀態。

不想重複傷痛

2000年的過年前，杜海濱幫賈樟柯拍《站台》，在選景時，看到了一群流浪漢在鐵道邊煮麵，他好奇上前聊天，聊得熱切時，他自然地將攝影機拿出來拍，留下了一些記錄。回到學校後，同學看到了這些影像覺得有趣，鼓勵他將這些影片整理一下，他粗剪了兩個月後，播放給同學們看，引起熱烈討論。當時，杜海濱正逢畢業前夕，人生去向困擾著他，有次趁著返鄉應徵教職的途中，探訪這些鐵道邊的流浪漢，讓他再次感受到影像的魅力，而決心繼續拍片：「這時候是夏天，樹木青綠，而熱浪襲來的那種影像質感，是照片沒有辦法表達的。」杜海濱繼續拍攝這些流浪漢的故事，成了《鐵路沿線》這部作品。

2001年，在《南方周末》和北京電影學院合辦的中國第一屆獨立電影節上，《鐵路沿線》打敗《南方周末》首推的《盒子》，得到優勝。而這個電影節因故被有關單位警告，於是，原本該在北京電影學院舉辦的頒獎

（文轉B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