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解讀中國經濟持續30年高速增長，但累積矛盾不少，面臨經濟轉型這個必要的難題，本文簡析了全球金融危機下中國經濟調整的方向。

以這次金融危機的爆發為標誌，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和它的內在條件都已經發生變化。事實上中國經濟的調整早於金融危機的衝擊。07年的二季度是這一輪周期的一個峰值，三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季度的增長率就已經開始調整，而股市、房市調整也都早於金融危機的爆發。中國經濟的這一輪調整有它更重要的內在因素，過去30年高速增長積累的矛盾，特別是本世紀以來，這一輪高速增長積累的矛盾正在不斷地強化，對中國經濟的轉型帶來的壓力也越來越大。

中國模式有很多特有優勢：大規模經濟、史無前例的城鎮化帶來的巨大的市場需求，而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熱情，在其他國家是很難見到的。

但中國模式也有兩個特別的約束條件，第一是對高投資和出口的依賴。第二個對低成本資源和要素、高強度投入的過度依賴，由於金融危機的爆發，使這兩個基本約束條件進一步強化。因此必須解決怎樣來替代外部需求的貢獻，有效提升內部需求──特別是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由於金融危機的爆發，產能過剩的壓力不斷加大。同時，由於重化工產能的過度擴張對資源的需求、對環境的壓力也在增加。由於資源和要素供需條件的變化，生產要素的成本也在繼續上升。怎麼樣改變對低成本資源和要素高強度投入的依賴，提升創新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轉型必須解決的問題。

危機以前的這一輪高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可說是一個全球資源和市場整合帶來的分工深化和增長，由於分工深化，帶來了規模效應的擴大。危機以後，可能這個條件會發生變化，全球化可能會從危機前最高潮的時期，進入一個相對低潮的時期。

這次危機也是全球失衡的一次強制性調整，勢必進一步推動全球進入一個再平衡過程，發達國家也在提高儲蓄率，降低消費率，對我們也形成一個倒逼壓力，以改變過高的投資率，提升消費。

未來中國經濟至少三到五年，都可能是調整期，經濟結構、增長模式都需要戰略性的調整。過去我們體制改革是漸進的模式，現在剩下的領域可能都需要一些戰略性改革攻堅來解決，包括要架構一個新的產權制度，像土地和環境的產權制度，這個問題不解決，要素高投入問題就不能很好地解決。（摘自《經濟參考報》2009-11-20 ，作者王一鳴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原題為「中國經濟調整至少三到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