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巨流河」所述及的眾多人物裏，我以為有四位最足以決定邦媛先生的態度：齊世英、張大飛、朱光潛、錢穆。如上所述，齊世英先生的一生是此書的「潛文本」。齊邦媛眼中的父親一身傲骨，從來不能躋身權力核心。但她認為父親的特色不在於他的擇善固執；更重要的，他是個「溫和潔淨」的性情中人。

四種「潔淨」典型

「巨流河」見證了大半個世紀的中國和台灣史，有十足可歌可泣的素材，但齊邦媛先生卻選擇了不同的回憶形式。她的描述平白和緩，即使處理至痛時刻，也顯示極大的謙抑和低迴。不少讀者指出這是此書的魅力所在，但我們更有不妨思考這樣的風格之下，蘊含了怎樣一種看待歷史的方法？又是什麼樣人和事促成了這樣的風格？

在「巨流河」所述及的眾多人物裏，我以為有四位最足以決定邦媛先生的態度：齊世英、張大飛、朱光潛、錢穆。如上所述，齊世英先生的一生是此書的「潛文本」。政治上齊從巨流河一役到國民黨撤離大陸，不折不扣的是個台面上的人物，來台之後卻因為見罪領袖，過早結束事業。齊邦媛眼中的父親一身傲骨，從來不能躋身權力核心。但她認為父親的特色不在於他的擇善固執；更重要的，他是個「溫和潔淨」的性情中人。

正因如此，南京大屠殺後的齊世英在武漢與家人重逢，他「那一條潔白的手帕上都是灰黃的塵土……被眼淚濕得透透地。他說：『我們真是國破家亡了』。」。重慶大轟炸後一夜大雨滂沱，「媽媽又在生病……全家擠在還有一半屋頂的屋內……他坐在床頭，一手撐著一把大雨傘遮著他和媽媽的頭，就這樣的等著天亮……。」晚年的齊世英鬱鬱寡歡，每提東北淪陷始末，即淚流不能自已。這是失落愧疚的眼淚，也是潔身自愛的眼淚。

齊世英的一生大起大落，齊邦媛卻謂從父親學到「溫和」與「潔淨」， 很是耐人尋味。亂世出英雄，但成敗之外，又有幾人終其一生能保有「溫和」與「潔淨」？這是「巨流河」反思歷史與生命的基調。

懷抱著這樣的標準，齊邦媛寫下她和張大飛（1918-1945）的因緣。張大飛是東北子弟，父親在滿洲國成立時任瀋陽縣警察局長，因為協助抗日，被日本人公開澆油漆燒死。張大飛逃入關內，進入中山中學而與齊家相識；七七事變他加入空軍，勝利前夕在河南一場空戰中殉國。張大飛的故事悲慘壯烈，他對少年齊邦媛的呵護成為兩人最深刻的默契，當他宿命式的迎向死亡，他為生者留下永遠的遺憾。

齊邦媛筆下的張大飛英姿颯颯，親愛精誠，應該是「巨流河」裏最令人難忘的人物。他雨中佇立在齊邦媛校園裏的身影，他虔誠的宗教信仰，他幽幽的訣別信，無不充滿青春加死亡的浪漫色彩。但這正是邦媛先生所要釐清的：他們之間的關係不容如此輕易歸類，因為那是一種至誠的信托，最潔淨的情操。我們今天的抗戰想像早已被「色．戒」這類故事所壟斷。當學者文人口沫橫飛的分析又分析張愛玲式的複雜情事，張大飛這樣的生，這樣的死，反而要讓人無言以對。面對逝者，這豈不是一種更艱難的紀念？

上個世紀末，七十五歲的邦媛先生訪問南京陣亡將士紀念碑，在千百犧牲者中找到張大飛的名字。五十五年的謎底揭開，塵歸塵，土歸土，歷史在這裡的啟示非關英雄，更無關男女。俱往矣──誠如邦媛先生所說，張大飛的一生短暫如曇花，「在最黑暗的夜裏綻放，迅速闔上，落地」，如此而已，卻是「那般無以言說的高貴」，「那般燦爛潔淨」。

朱光潛先生（1897-1986）是中國現代最知名的美學家，抗戰時期在樂山武漢大學任教，因為賞識齊邦媛的才華，親自促請她從哲學系轉到外文系。一般對於朱光潛的認識止於他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或是「悲劇心理學」，事實上朱也是三十年代「京派」文學的關鍵人物，和沈從文等共同標舉出一種敬謹真誠的寫作觀。但這成為朱日後在大陸學界爭議性的起源。一九三五年魯迅為文攻擊朱對文學「靜穆」的觀點，一時沸沸揚揚。的確，在充滿「吶喊」和「徬徨」的時代談美、談靜穆，寧非不識時務？

齊邦媛對朱光潛抗戰教學的描述揭露了朱較少被提及的一面。朱在戰火中一字一句吟哦、教導雪萊、濟慈的詩歌，與其說是與時代脫節，不如說開啟了另一種回應現實的境界──正所謂「言不及己，若不堪憂」。某日朱在講華滋華斯的長詩之際，突有所感而哽咽不能止，他「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滿室愕然。」就此令人注意的不是朱光潛的眼淚，而是他的快步走出教室。這是種矜持的態度了。朱的美學其實有憂患為底色，他談「靜穆」哪裏是無感於現實？那正是痛定思痛後的豁然與自尊，中國式的「悲劇」精神。然而狂飆的時代裏，朱光潛注定要被誤解。五十年代當他的女弟子在台灣回味浪漫主義詩歌課時，他正一步一步走向美學大辯論的風暴裏。

錢穆先生（1895-1990）與齊邦媛的忘年交是「巨流河」的另一高潮。兩人初識時齊任職國立編譯館，錢已隱居台北外雙溪素書樓，為了一本新編「中國通史」是否褻瀆武勝岳飛，一同捲入一場是非；國學大師竟被指為為「動搖國本」的學術著作背書。極端年代的歷史被極端政治化，此又一例。但錢穆不為所動。此無他，經過多少風浪，他對傳承文化的信念唯「誠明」而已。

此時的錢穆已經漸漸失去視力，心境反而益發澄澈。然而大陸經過文革摧殘殆盡，台灣的本土運動山雨欲來，「一生為故國招魂」的老人恐怕也有了時不我予的憂愁。有十六年，齊邦媛定時往訪錢穆，談人生、談文人在亂世的生存之道。深秋時節的台灣四顧蕭瑟，唯有先生居處階前積滿紅葉，依然那樣祥和燦爛。然後一九九○年在立法委員陳水扁的鼓噪、總統李登輝的坐視下，錢被迫遷出素書樓，兩個月之後去世。

錢穆的「國史大綱」開宗明義，謂「對其本國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但國家機器所操作的歷史何嘗顧及於此？是在個人的記錄裏，出於對典型在宿昔的溫情與敬意，歷史的意義才浮現出來。二十世紀的風暴吹得中國滿目瘡痍，但無論如何，「世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過去如此，未來也應如此。這正是邦媛先生受教於錢先生最深之處。

知識的天梯

由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齊邦媛廁身學校一甲子，或讀書求學，或為人師表，在在見證知識和知識以外因素的複雜互動。她嘗謂一生彷彿「一直在一本一本的書疊起的石梯上，一字一句的往上攀登。」但到頭來她發現這石梯其實是個天梯，而且在她「初登階段，天梯就撤掉了。」這知識的天梯之所以過早撤掉不僅和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動蕩有關，尤其凸現了性別身份的局限。

九一八事變後，大批東北青年流亡關內。齊世英有感於他們的失學，多方奔走，在一九三四年成立國立中山中學，首批學生即達兩千人。這是齊邦媛第一次目睹教育和國家命運的密切關連。中山中學的學生泰半無家可歸，學校是他們唯一的托命所在，師生之間自然有了如親人般的關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成為他們共勉的目標。抗戰爆發，這群半大的孩子由老師率領從南京到武漢、經湖南、廣西、再到四川。一路砲火威脅不斷，死傷隨時發生，但中山的學生猶能絃歌不輟，堪稱抗戰教育史的一頁傳奇。

中山中學因為戰爭而建立，齊邦媛所就讀的南開中學、武漢大學則因戰爭而遷移。南開由張伯苓先生創立於一九○四年創立，是中國現代教育的先驅，校友包括周恩來、溫家寶兩位國家總理，錢思亮、吳大猷兩位中央研究院院長，和無數文化名人如曹禺、穆旦、端木蕻良等。武漢大學是華中學術重鎮，前身是張之洞創辦的自強學堂，一九二八年成為中國第一批國立大學。抗戰爆發，南開遷到重慶沙坪壩，武大遷到樂山。

邦媛先生何其有幸，在戰時仍然能夠按部就班接受教育。即使在最不利的條件下，南開依然保持了一貫對教學品質的堅持。南開六年賦予齊邦媛深切的自我期許，一如其校歌所謂，智勇純真、文質彬彬。到了樂山武漢大學階段，她更在名師指導下專心文學。戰爭中的物質生活是艱苦的，但不論是南開「激情孟夫子」孟志蓀的中文課還是武大朱光潛的英美文學、吳宓（1894-1978）的文學與人生、袁昌英（1894-1973）的莎士比亞，都讓學生如沐春風，一生受用不盡。在千百萬人流離失所，中國文化基礎傷痕累累的年月裏，齊邦媛以親身經驗見證知識之重要，教育之重要。

然而戰時的教育畢竟不能與歷史和政治因素脫鉤。齊邦媛記得在樂山如何興沖沖的參加「讀書會」，首次接觸進步文學歌曲；她也曾目睹抗戰勝利後的學潮，以及聞一多、張莘夫被暗殺後的大規模抗議活動。武漢大學復校之後，校園政治愈演愈烈；在「反內戰、反飢餓」的口號中，國民黨終於軍隊開進校園，逮捕左派師生，釀成「六一慘案」。

半個世紀後回顧當日校園紅潮，齊邦媛毋寧是抱著哀矜勿喜的心情。她曾經因為不夠積極而被當眾羞辱，但她明白理想和激進、天真和狂熱的距離每每只有一線之隔，歷史的後見之明難以作判斷。她更感慨的是，許多進步同學五十年代即成為被整肅的對象，他們為革命理想所作的奉獻和他們日後所付出的代價，往往成為反比。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知識分子和國家機器之間艱難的抗爭了。（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