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解讀日前上海拆遷戶潘蓉由於未獲合理補償，因而燃燒汽油彈抵抗政府拆遷。針對此一事件，《南方都市報》由拆遷談判的角度，指出中國政府現有拆遷處理過程存在的疏失與弊病。

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21日播出上海居民用燃燒瓶（注：汽油彈）對抗拆遷一幕。燃燒瓶當然不足以抵抗拆遷，被拆遷的房子並沒有保住。

事實上，拆遷是一個經濟問題。保住房子，很少是對抗拆遷的目的，要補償多少錢才是癥結。拆遷無不伴隨著拆遷戶的犧牲。這種犧牲既包括經濟利益，還包括生活方式的改變，現在所謂補償，僅只談判一棟房子有多少面積的問題。

就算是如此片面的補償，往往未能談判解決，而是被開發商或政府單方面定價，不從就要強制執行。上海燃燒瓶對抗拆遷的事件中，事主潘蓉家的房子按每平方米761元（人民幣，下文同）、土地按每平方米1480元進行補償，而周邊房屋商品價格卻超過每平方米15000元。

就拆遷程序而言，上海這次強拆手續是相當齊全，但這種完備是拆遷方單方面的完備，是一種自我合法化或者自我安慰。這種自我合法化，並不能改變拆遷補償不經過談判或者實質上不經過談判的事實。

人們注意到《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與《物權法》的衝突。按物權法，所謂拆遷，應是物權變更的結果，居民房子應當完成物權交換，然後才能被拆。也就是說，這不僅是拆居民的房子，而是拆居民賣掉的房子，賣房當然要談判價格。而現在的拆遷並非如此，它是拆居民的房子，拆房子的人只給你一個「計畫帶市場」的補償。《拆遷條例》之所以不能修訂到合乎《物權法》，在於地方政府從中有利益。

地方政府當然有其難處，分稅改革以後地方財政與中央財政的力量已經發生根本變化，土地收益便成為地方政府的重大利益，而這一利益靠剝奪居民利益而實現。這就是說，地方政府無法改變與中央財政的分配關係，但有權改變它與民眾的利益分配關係。這種「合法自利」關係，以「集體」、「整體」、「全體」等自我道義化，虛擬的整全利益掩飾自利傾向，並名正言順地壓制個體、部分和局部等現實具體的利益主體。

報導說，潘蓉的丈夫張其龍因對抗拆遷而被判妨礙公務罪。制定政策一方，通過強制拆除居民的房子維護其「政策收益」（這裡是土地收益），是執行公務；被政策管治，用燃燒瓶維護自己房屋補償利益的一方，則是妨礙公務。執行公務有理，妨礙公務有罪。公務好像自然而然的合法，但卻不容被拆遷者談判，強行拆房？

（摘錄自《南方都市報》2009-11-23，作者劉紅波為《長江日報》評論員。原題：「上海居民的非法燃燒瓶，怎能對抗政府的合法暴力拆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