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平成天皇不久前才歡度即位20週年，內閣府近日卻急著宣告經濟再陷通縮，為長期的「平成不況」又添惆悵。上台甫滿兩個月的鳩山政權或許不必為兩個「失落的十年」負全責，但新任財相藤井裕久高舉日圓升值路線，戕害產業出口競爭力，卻未達到刺激內需的預設目標，可謂偷雞不著蝕把米。更有甚者，新閣公開與央行唱反調，除了凸顯「貧賤夫妻百事哀」，全然無助於經濟擺脫泥淖。

身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當然不是真的貧窮，但自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泡沫經濟終結以來，民間經歷金融體系重整、企業整併改造、終身僱用制瓦解、高齡化逼近，心理面遭受極大衝擊。官方雖想方設法，包括長期維持超低利率，擴大各式財政支出，經濟成長卻進二退三，還因此付出舉債過多的代價。

根據財務省最新統計，截至9月底，日本國債總額再創新高，累計達864.5兆日圓，約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196％，比例之高全球無國能出其右。若換算成新台幣，相當於每位國民負債243萬元，因此說日本人是富裕地窮著，實不為過。偏偏財相藤井債多不愁，本會計年度（明年3月止）還要發足50兆日圓新債，讓國債總額破表，衝過900兆日圓。

藤井的大膽躁進，不只留巨債於子孫一端，當多數亞洲出口競爭對手全力阻升本國貨幣之際，他卻坐視甚至鼓勵日圓升值，所持理由竟是升值有助於刺激內需消費。過去20多年，日圓曾多次迫於外力（如1985年廣場協定與柯林頓主政時的美國）升值，以做為矯正貿易失衡的工具，卻鮮少是肇因於藤井這種由官方主導的蕭牆之禍。

就常理而言，藤井的日圓升值效益說或許沒錯，癥結在挑錯時機，結果顯示國內物價持續下跌，消費仍欲振乏力，進口商的銷售並未受惠於日圓升值，出口商的戰力反被進一步削弱。在內需不可恃、外貿遇強阻的情況下，未來日本GDP成長性堪虞。

鳩山新閣看似背負了政黨輪替的改革使命，但戰後兩度推翻自民黨獨大的細川與鳩山政權，其實都系出自民黨，在施政上雖力圖局部創新，例如鳩山對外喊出親亞的「東亞共同體」理念，對內終究難以擺脫派閥政治的積弊與僵固性，從而也澆息民眾對政治革新的想望。9月底播畢的日劇「官僚之夏」，描繪戰後通產省官員群策群力將國家推向世界的功績，期以激勵文官體系見賢思齊，最終收視率竟跌到6.5％的低點，或可做為政府不被期待的旁證。

相對於政治官僚的故步自封，日本產業並未停止創新腳步。最近有論者批評我國央行長期阻升台幣，是導致台灣產業升級緩慢的主因。按此邏輯，長年受日圓升值「薰陶」的日本企業應該最具升級實力。的確，豐田學、日產中興與任天堂Wii奇蹟，都曾是日本企業生聚教訓的傲人案例，但在金融海嘯席捲下，近期的日圓升值卻有如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威脅豐田的經營管理傳奇、日產的高恩革命，以及Wii的續航能力。

更何況，日本企業有更多的創新是僅止於滿足1.27億人口的本國市場，成為自外於全球化的「孤立進化」，因而被學界譏為罹患「加拉巴哥症候群」，就像天演論之父達爾文在太平洋加拉巴哥島上發現的特有象龜般進化自成一格。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手機，到訪日本的旅客莫不為日製手機的精巧與服務多元所折服，但由於單機價格偏高、商運系統不與國際接軌，海外市場難以拓展，以致創新無法衍生更大獲利。

在愛國心驅使下，愛用國貨的廣大本國市場與扶植自家供應鏈的產銷傳統，是過往確保日本企業順風成長的金剛圈，如今卻有如逆流倒行的緊箍咒。反觀台灣產業，既無可觀的內需市場可依靠，就必須向外借力使力，在生產技術與成本控管上發展出變形金剛般的應對能力，而這也是台灣企業生於憂患的創新動力之所在。

從跨國競爭的角度觀之，一旦日本出口業不假外求的金剛圈供應鏈被日圓升值大刀砍出裂痕，正是善於代工製造的台灣產業進一步趁虛而入的良機；尤其時值兩岸交流加速，日商意欲擺脫歷史宿怨，搶進中國市場，必然更需借重台商為跳板。日商之失，台商之得，以得補失，應是水到渠成，就看多少企業能掌握住這扇「機會之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