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諷的是，類似的教育與意識形態的拉鋸也曾出現在台灣，而邦媛先生竟然身與其役。時間到了一九七○年代，反攻復國大業已是強弩之末，但保守的國家棟樑們仍然夙夜匪懈。彼時齊先生任職國立編譯館，有心重新修訂中學國文教科書，未料引來排山倒海的攻擊。齊所堅持的是編訂六冊不以政治掛帥，而能引起閱讀興趣、增進語文知識的教科書，但她的提議卻被扣上「動搖國本」的大帽子。齊如何與反對者周旋可想而知，要緊的是她克服重重難關，完成了理想。

我們今天對照新舊兩版教科書的內容，不能不驚訝當時驚天動地的爭議焦點早已成為明日黃花。「政治正確」和「政治不正確」原來不過如此這般。倒是齊先生能夠全身而退，還是說明當時台灣政治社會環境與大陸的巨大差距。日後台灣中學師生使用一本文學性和親和力均強的國文教材時，可曾想像幕後的推手之所以如此熱情，或許正因為自己的南開經驗：一位好老師，一本好教材，即使在最晦暗的時刻也能啟迪一顆顆敏感的心靈。

齊先生記錄她求學或教學經驗的底線是她作為女性的自覺。一九三○、四○年代女性接受教育已經相當普遍，但畢業之後追求事業仍然談何容易。拿到武漢大學外文系學位後的齊邦媛就曾著實徬徨過。她曾經考慮繼續深造，但國共內戰的威脅將她送到了台灣，以後為人妻，為人母，從此開始另外一種生涯。

但齊先生從來沒有放棄她追求學問的夢想。她回憶初到台大外文系擔任助教，如何一進門就為辦公室堆得老高的書籍所吸引；或在台中一中教書時，如何從「菜場、煤爐、奶瓶、尿布中偷得……幾個小時，重談自己珍愛的知識」的那種「幸福」的感覺。直到大學畢業二十年後，她才有了重拾書本的機會，其時她已近四十五歲。

一九六八年，齊邦媛入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研究所，把握每一分鐘「偷來的」時間苦讀，自認一生是「最勞累也最充實的一年」。然而就在碩士學位唾手可得之際，她必須為了家庭因素放棄一切，而勸她如此決定的包括她的父親。

這，對於邦媛先生而言，是她生命中渡不過的「巨流河」吧？齊先生是惆悵的，因為知道自己有能力、也有機會渡到河的那一岸，卻如何可望也不可及。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如果在齊世英先生那裏巨流河有著史詩般的波濤洶湧，邦媛先生的「巨流河」可全不是那回事。她的「河」裏淨是賢妻良母的守則，是日復一日的家庭責任。但這樣「家常」的生命考驗，如此瑣碎，如此漫長，艱難處未必亞於一次戰役，一場政爭。在知識的殿堂裏，齊先生那一輩女性有太多事倍功半的無奈。直到多年以後，她才能坦坦然面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