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抗戰勝利五十年，齊邦媛赴山東威海參加會議。站在渤海灣畔北望應是遼東半島，再往北就通往她的故鄉鐵嶺。然而齊是以台灣學者身份參加會議，不久就要回台。她不禁感慨：「五十年在台灣，仍是個『外省人』，像那永遠回不了家的船（“The Flying Dutchman”）」──「悵惘千秋一灑淚」，杜甫的淚化作齊邦媛的淚。與此同時，她又想到福斯特（Foster）的「印度之旅」的結尾：「全忘記創傷，『還不是此時，還不是此地。』（“not now, not here.”）」這裏中西文學的重重交涉，足以讓我們理解當歷史的發展來到眼前無路的時刻，是文學陡然開拓了另一種境界，從而興發出生命又一層次的感喟。

也正是懷抱這樣的文學眼界，齊邦媛先生在過去四十年致力台灣文學的推動。台灣很小，但歷史的機緣使這座小島和大陸有了分庭抗禮的機會。甲午戰後，台灣是在被割裂的創傷下被擲入現代性體驗；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將近兩百萬軍民湧入島上，更加深台灣文學的憂患色彩。齊邦媛閱讀台灣文學時，她看到大陸來台作家如司馬中原、姜貴筆下那「震撼山野的哀痛」，也指出本土作家吳濁流、鄭清文、李喬的文字一樣能激起千年之淚。

海峽兩岸劍拔弩張的情況如今已經不復見，再過多少年，一八九五、一九四七、一九四九這些年分都可能成為微不足道的歷史泡沫。但或許只有台灣的文學還能夠倖存，見證一個世紀海峽兩岸的創傷？齊先生是抱持這樣的悲願的。她也應該相信，如果雪萊和濟慈能夠感動一個抗戰期間的中國女學生，那麼吳濁流、司馬中原也未必不能感動另一個時空和語境裏的西方讀者。她花了四十年推動台灣文學翻譯，與其說是為了台灣文學在國際文壇找身份，不如說是更誠懇的相信文學可以有戰勝歷史混沌和國家霸權的潛力。

「巨流河」最終是一位文學人對歷史的見證。隨著往事追憶，齊邦媛先生在她的書中一頁一頁的成長，終而有了風霜。但她娓娓敘述卻又讓我們覺得時間流淌，人事升沉，卻有一個聲音不曾老去。那是一個「潔淨」的聲音，一個跨越歷史、從千年之淚裏淬煉出來的清明而有情的聲音。

是在這個聲音引導下，我們乃能與齊先生一起回顧她的似水年華：那英挺有大志的父親牧草中哭泣的母親，公而忘私的先生；那唱著「松花江上」的東北流亡子弟，初識文學滋味的南開少女，含淚朗誦雪萊和濟慈的朱光潛；那盛開鐵石芍藥的故鄉，那波濤滾滾的巨流河，那深邃無盡的啞口海，那暮色山風裏、隘口邊回頭探望的少年張大飛……。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