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化媒體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詞。這是因為中國媒體實際上是雙軌制，一軌是吃財政飯的媒體，另一軌就是市場化媒體。

市場化媒體當然是市場經濟的產物。中國的市場化進程從上世紀90年代初起步，市場化媒體主要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當時能夠允許市場化媒體存在，主要是經濟的考慮，說白了是卸財政包袱。

市場化媒體進程一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就打開了。從潘朵拉盒子緩緩冒出來兩個精靈，一是新聞自由的精靈，一是公民社會不斷壯大的精靈。更重要的後果就是市場化媒體就是帶動整個社會運動，帶動公民社會快速推進。

市場化媒體的特殊功能

市場化媒體的時代背景，除了從計畫體制到市場體制的轉型，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轉型，是社會政治層面的轉型，即從臣民社會向公民社會的轉型。這個更重要的轉型需要複雜的社會歷史條件，而這個複雜的社會歷史條件，我們當下並沒有為這種轉型準備好。

主要是在社會自身的組織這點上，我們完全沒有準備。過度管制公民的集體行動，過度管制民間社團，民間因此很難自我組織。我們向公民社會的轉型一方面刻不容緩，另一方面就是條件不具備。

在這種中國特色的背景之下，市場化媒體具有無可替代的功能，就是相當程度上替代民間力量的功能。所有這些本來屬於其它社會組織的重任都轉移到市場化媒體的身上。這是中國市場化媒體在轉型期間所肩負的歷史重任。

中國市場化媒體的特殊作用圍繞三點展開。第一點是對公共事件的推動。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具有鮮明的兩面性。一個方面是市場體制逐步得到確立，雖然這種確立是有限度的，但無論如何，總比原來一點市場經濟都沒有要好。另一個方面，雖然市場經濟快速確立，經濟高速增長，但這種高速增長也製造出大量矛盾。社會衝突的高發，跟市場化媒體的快速增長幾乎是完全同步的。

市場化媒體推動許許多多的公共事件。媒體跟公共事件的關係是不可分割的。一個事件發生，如果沒有媒體參與，就不可能把它帶入公眾視野跟公共利益聯繫。

公共辯論提升民族智力

媒體能帶動公共討論、公共辯論。這就是市場化媒體的第二個推動作用。

如果說媒體對公共事件的第一個推動，主要由調查報告來完成，第二個作用就主要由評論來完成。中國的媒體評論原來好像還構不成一個完整的、獨立的品種，尤其對市場化媒體而言，原來市場化媒體似乎都是擺在報攤上，說的都是一些市井新聞。後來有不只一家報紙扭轉都市報的這種傳統。

這種以整版評論文章的模式在中國的都市報當中，得到了快速複製，內地但凡有點影響的都市報，他們評論版的操作基本上都差不多。評論在市場化媒體的快速崛起，就起了巨大的作用，它們本質上都是公共辯論、公共討論，而這種公共辯論、公共討論恰恰是當下中國最緊缺的公共產品。

推動公共政策改進

通過推動公共事件，通過推動公共辯論，最終推動公共政策的改進。這是媒體第三個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

公共政策是社會生活的一個標準，但這個標準的背後，需要一個更大的標準，也就是標準的標準，來丈量公共政策是不是科學、是不是民主、是不是理性，這個標準的標準就是底線共識。

公共辯論的目的是什麼？公共辯論就為了達成一個底線共識。市場化媒體客觀上就起到這個作用，我們的公共政策乃至我們的法律法規，很多是不合理的。在市場化媒體崛起之前，公共辯論全面展開之前，怎樣不合理的法律法規都沒有一起因為民意而改變，但有了市場化媒體之後，有了公共辯論之後，這個狀況得到了很大改觀。孫志剛事件是一個最重要的起點，它的直接結果就是廢除《收容遣送條例》。然後是釘子戶事件，改變了整個《拆遷補償條例》，前所未有地提升拆遷補償標準。

通過公共辯論改變規則，這是市場化媒體對於公共進程的第三個貢獻。中國社會原來沒什麼公共空間可言，沒什麼公共討論可言，一切操之於我，哪來公共的？但市場經濟發展之後，市場化媒體崛起後，公共空間從權力的縫隙當中鑽了出來，彷彿精靈從潘朵拉的盒子裡鑽出來一樣，不可阻擋。

市場經濟在中國落地生根，也就是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到2007年，這10多年是市場化媒體高歌10多年，也是中國公民社會快速成長、快速壯大的10多年。

筆者為什麼要劃到2007年為止呢？因為進入2008年之後，形勢可能正在發生變化。2008年是市場化媒體比較困難的一年，這種比較困難的局面可能會常態化、持久化。之所以如此，一個基本的背景就是新國家主義。

新國家主義？

這個新國家主義在經濟領域表現得最清楚，就是國進民退。經濟上的新國家主義必然要影響到媒體。因為媒體的例外可能對這個經濟金字塔形成衝擊與制約，這是不可以的。所以從2008年開始，原來的市場化媒體，就一路遭遇嚴峻的挑戰。更重要的是，它不是一種過渡狀態，要成為一個獨立的、長期的歷史階段。因為金字塔上端的某些人，某些寡頭集團從中得到了巨大利益，他們不可能讓這種社會結構改變，他們要這個結構永遠維持。

（摘錄自《南風窗》24期，作者笑蜀為中國知名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