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仍有七成以上的人口居住在農村。許多文化思想和作品都來自農村和土地的滋養。透過這些文本，讓我們認識農民。

此時，青山與綠水在等待，

百鳥與蟲獸在等待，

座座靜立的老屋在等待，

父老鄉親也在等待，

等待我們共同的話語，

我們都是農民。

～《我們都是農民》

中國人和土地關係密切，自古便云：「以農立國」。農民，是中國社會的根。

但自改革開放以來，消費主義和城市化趨勢擴增，成為當代文化的勢頭，「農村」只能依附在文化作品中，成為意象，「農民」也藉著各種文本再現或者沈默於其中。或由農村出身的創作者，吟唱它。

莫言描繪土地生命力

例如，莫言，這個曾被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推崇為最應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出生於山東高密貧窮農村的莫言，總在作品中細膩描繪孕育他創作能量的農村土地，和那裡的諸多生命臉孔。

莫言成長之時，正值五○年代末的大饑荒，不僅不得溫飽，連書都沒得唸，只得放牛：「那時我每天放牛，一個人很孤獨，於是，我想跟天空的鳥兒說話，想跟我的牛說話，有時我看著雲，就想像著它們會變成白麵饅頭，降落到我的嘴邊，這種甜蜜的想像有時讓我掉淚。」為了溫飽，莫言入伍從軍，而後執筆寫作，他的筆成了白麵饅頭，揉合了他生命中經驗的自然和土地。

以其近期作品《生死疲勞》為例，他在這部55萬字的作品中，藉著敘述近代中國農村的歷史與圍繞土地的沈重話題，闡釋了農民與土地的種種關係。「沒有土地，農民像浮萍一樣飄搖。」莫言表示，八○年代後，農民不再是單純的土地使用者，而是土地的「經營者」，如今，「當年眷戀土地的農民紛紛逃離土地。」莫言感嘆地說，農民飽經患難的歷史，實際上反映了一種螺旋上升的歷史規律。

但，這也不得不然。在紀錄片《1428》當中，一位貧農之子表示，解放前，他們家窮得難以生存，「新中國」成立後，分得一份土地，但近來受到政府以各種發展的名義徵收，至今他們仍一無所有。農民無法抵擋改革發展的趨勢，無法抗拒身分的失去或轉移。如同《麥收》中的農家女孩，必須到城裡討一分工（妓女）才能養活自己，並支援生病的父親，她能多做的，便是在麥收時節，作農活，當「農民」。

從賈平凹到閻連科

如此的失落，也可見於其他農村作家的作品中。同樣受到農村孕育的知名作家賈平凹，在《秦腔》當中發出深沈的嘆息。該作品以賈平凹自己的家鄉──陜西省丹鳳縣棣花鎮為背景，描述農民與士地的關係、農民的生存狀態。作者透過一個「瘋子」的視角，書寫其對農民沈重的負擔及農村文化的失落所寄予的深層憂慮與深切同情。賈平凹宣稱，「我要以它為故鄉豎一塊碑」。

「我本性依舊是農民。」即使在城市生活30多年，賈平凹仍然這麼定位自己：「我如烏雞一樣，那是烏在了骨頭裡的。我善良本分，又自私好強，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對人說。」這樣的血緣，讓賈平凹的筆離不開農村，他說，「這幾年我常回去，咱就是面對基層的作家，我的妹妹等家人還生活在農村，他們富裕不富裕，都還得咱牽掛。」

而帶著這樣血脈的知名作家，還有閻連科與劉震雲等等。閻連科的小說充滿著河南農村的影像，一筆一筆勾勒出那些生命和土地，即使是描述河南愛滋村的作品《丁莊夢》，也顯藏著對農村問題的哀鳴與批判。他的情感，在其悼念父輩的散文集《我與父輩》中更為炙烈：「你似乎懂得了一些勞作和土地的意義，懂得了父親在這個世上生存的意義。似乎明白，作為農民，人生中的全部苦樂，都在土地之上、都根在土地之中、都與勞作息息相關；或者說，土地與勞作，是農民人生的一切苦樂之源。」他感嘆地說，「鄉村，不是那個年代的主體，不是革命的主體。那個年代，和今天的改革開放完全一樣，主體乃是城市，而非鄉村和十億農民。」

出生於農村的作家如此，成長於城市的年輕創作者亦同。生長於北京，北京電影學院畢業的年輕導演彭韜的幾部作品，都探討農村的社會問題。他說，「占有中國絕大部分人口的農民，不應當被我們忽視和遺忘。」於是，他的鏡頭聚焦在農民身上。詢問他的背景是否和農村相關？彭韜淡然地笑說：「誰人的祖先長輩，不是來自農村呢？不都是農民呢？我們都是農民啊。」

是的，都是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