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座落於老北京城的南隅，明清天子在天壇祈穀祭天，冀求風調雨順；在先農壇則親耕一畝三分地，為農民演示出對五穀豐收的想望誠意。儀式表象中對天地的敬畏、仁民愛物的正面圖像，似乎顯示：即使是中央集權的古老帝國體制，政權興衰的遠景，也牽繫於天命承續與黎民百姓之間的張力。時局環境加上基層群眾的基本需求，幾乎永遠不是力圖長治久安的統治者所能夠忽視的議題，因為那構建了權威存在的依據。

如今再到北京，天壇與先農壇已成為觀光旅遊景點。然而，黎民百姓的困頓與幸福，依然在這裡成為沖激政權政治行為的力量──儘管這股力量通常相當微弱。

自天壇西門向南，在永定門沿著南護城河望西走，行經先農壇之後的不遠處，有一個小小的胡同。走進這個入口向來有警衛人員駐守的胡同百米，右手邊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信訪辦，再往前行一段，左手邊則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辦、國家信訪局接訪室，兩塊招牌一個班子。平日上班時間，這個信訪胡同內外往往或坐或站地擠滿了來自全國各地進京告狀請願的平民百姓，填寫資料與等待接訪，其中許多人早已準備著厚厚一疊的證明文件，期待更多人傾聽他們對自身經歷的詳細述說，也有人仍蹲坐在路邊，一字一句地親筆添上更多更強烈的控訴。偶爾在胡同附近也可以看到奔跑追逐的緊張情況，通常是地方政府畏懼民眾越級告狀，追到北京來截訪。

延長的戰線：信訪胡同

早些年，為了能夠更接近信訪胡同，以因應延長的戰線，許多訪民落腳聚集於附近的東庄社區。這個位於南護城河南岸與北京南站之間的平凡社區周遭，曾經逐漸發展出別具特色的生活體系，成為最具規模與代表性的訪民聚落。每天每床三到五元的廉價旅社、方便快捷的複印店、烹煮簡單粗食的小攤、兜售各種維權法令文件剪報的小販、擺滿電話機供民眾打長途電話回家的雜貨店，提供了訪民在上訪過程中所需要的各種資源。而磚牆上班駁張貼的案件材料，或是所塗寫諸如「改革開放，民冤溢流」、「血濺天安門」之類的情緒性字眼，都證明由下對上的協商與鬥爭行為，在這裡能夠得到許多的包容。

東庄上訪村

東庄上訪村

隔著南護城河，東庄上訪村與信訪胡同遙遙相望，此刻的訪民是弱勢的，情緒是被疏導的，社會聯帶呈現一種消極的色彩，而各種蘊釀支持訪民的民間資源力量，也是相對分散的。

但是，這種訪民聚落終究不可能為一個仍高速擴張重劃中的都市所永久包容。更何況，政治經濟的理由總是可以成為清洗雜音的憑據。中共十七大、北京奧運、北京南站新站建設、以及建政六十周年等種種事件活動，加上隨時持續的都市綠化更新，幾乎所有稍具規模的訪民聚落，特別是東庄上訪村，如今都已然被大力鏟除，土崩瓦解。而在完全瓦解之際，東庄上訪村一位訪民告訴我們，大量的訪民流竄到北京城各個角落，尤其是幾個火車站附近。

事實似乎不是這麼簡單。近年中央各種政治經濟活動的頻繁舉行與積極宣傳，不斷提升敏感氛圍，讓許多訪民還在地方就被阻截下來，緊縛於自己的家鄉。而即使能夠跨越阻截，在北京進行上訪維權行動的資源環境也已經相當嚴峻。流竄和打壓之間，上訪村能夠被包容的餘地逐漸消失，訪民聚落的形成條件也從根本上被破壞了。然而，信訪胡同還存在著，接訪的作業不可能遭到取消，訪民也仍然頻頻出現於信訪胡同內外，只不過，訪民的行動作為以及群體的組成結構，似乎與信訪制度面對的難題一樣，悄悄地起了變化。

現在，重新走入信訪胡同，兩側映入眼簾的民眾似乎較少散發出弱勢的灰暗色調了。更容易看見的是穿著平價西裝皮鞋、慎重其事前來上訪的民眾。這些人手中幾乎都握有大量印妥的信訪材料，許多還是聘請維權律師撰寫。此外，這些訪民通常不是單獨前來──信訪條例規定集體上訪不得超過五人，信訪胡同裡的告示則寫明只准三人一同進入信訪辦，但是現在隨時可以看見十幾二十人包著小麵包車專車前來，並且在上訪後由專車接走，進駐預訂的旅社，來去自如而無懼於地方阻截。在信訪胡同入口，市內賓館人員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散發名片與傳單，他們很清楚，現在待在信訪胡同的民眾更有能力住進這些賓館，不再需要去鐵道附近尋找五元一夜的床位。

如果行動力可簡單視為經濟條件與集體動員能力的總合，那麼，在上訪村未被鏟除之時，確實也存在這麼一批行動力較高的訪民。

然而，對上訪村與盲流訪民的清理壓制，縱然在北京篩除了一批行動力不足的訪民，卻也促使更多訪民設法提升自身的行動力，並且讓各種維權媒介容易集中挹注於這些籌碼更豐裕的訪民，成就能見度與影響力的提升。這種能見度與影響力依然不在體制內，因此對於案例的順利解決不見得有所助益，反而可能強化妥協的困境以及對社會穩定的衝擊。這樣的背景下，來自社會聯帶較強的村莊集體、利益衝突明顯強烈的農村集體糾紛，開始取代上訪村個體訪民，成為信訪胡同內外最具代表性的訪民形象。此時信訪胡同裡的機關部門，面對的問題也不再能以個別冤情理解，而必須承認與面對結構性議題的強韌存在。

村民的不滿 農村的腐敗

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利益界定不清，充滿模糊空間，也缺乏協商機制，加上政府決策的透明化不足，帶來貪腐的誘因，原本便是個棘手問題。而在城鎮擴張開發與農地轉制的過程中，更容易引起補償安置條件的糾紛。農民在生活壓力下心存不滿，往往依然認為中央政策立意良善，只是地方上的貪官汙吏讓政策變了調。

然而深究其因，中央政府不僅自身作為僵化結構的最上層，某些政策也可能是直接刺激貪腐或減低政府效能的因素。例如農業稅的免除，相當程度排擠了地方財政收入的汲取空間，使得許多地方政府面臨經費吃緊的窘境，甚至全面空轉的危機。這種困局下，如果不是巧立名目增收稅費，那麼就相當可能積極設法在原本即充斥模糊空間的產權安排中尋求租值，也自然提升了衝突發生的機率。

三農問題的複雜結構中不斷發生衝突，使得黎民百姓需要以集體為依托，越級尋求支援，加上中央到地方的信訪環境再三淘選案件性質與訪民成份，上訪民怨高張的結構因素便能夠逐漸鮮明浮現，進而成為維權人士、掮客與媒體感興趣的對象。

以此發展，當農民發現中央政府原就無力解決結構內的惡性循環時，所呈顯的結構性問題也勢將導致中央政權的正當性危機。這種危機無法靠著祭天祈穀之類的儀式來減緩弭平，但似乎正催促著中央提起魄力，釋出遠比儀式多出更多的權責，以及制衡權責的權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