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陳桂棣、春桃發表《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引起中國政府重視「三農（農村、農業與農民）問題」；2009年，兩位作者同樣致力書寫中國農村困境，出版《等待判決》、《小崗村的故事》二書，本報專訪兩位作者，透過他們筆下的書寫爬梳中國農村的肌理。

旺報文化周報（下稱 ）：中國政府從2000年前後開始開始重視農村問題，當年的《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發揮了什麼樣的影響力？

陳桂棣、春桃（下稱 ）：由於中國的新聞媒體一向「報喜不報憂」，長期以來，在我們所有的主流媒體上，不可能知道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能夠看到的，幾乎全是形勢一片大好。說了真話、道出真情的《中國農民調查》，對繼續徵收農業稅和糧食收購政策，對不堪重負的農民子弟義務教育與全社會對農民工的歧視，都進行大膽的剖析與質疑，當時曾引起社會各界巨大的震動，這對中央政府政策的調整，無疑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過了這麼幾年，你們認為農村的生活條件是否有獲得改變？主要是在哪幾方面？政府對待中國農村的態度也不一樣了嗎？

：首先肯定，這屆政府（注：胡錦濤、溫家寶政府）對農村工作是空前重視的，先後免除了農民的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免除了農村孩子九年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程度不同地在農村建立了醫療保險，還給種田的農民和購買農機具的農民一定的政策補貼，總之，較之以前，農民的日子好過多了。但「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多年積累下來的，有許多問題似乎「積重難返」，比如，用戶籍制度把人分成城市戶口和農業人口，將幾億農民拒之於城市之外；比如，用福利制度把人分成有權享受和無權享受，又將農民拒之於福利制度之外──這種「城鄉分治，一國兩策」的積弊，至今沒有受到根本上的觸動。

：這次出版的「中國農民調查二部曲」，跟2003年出版的《中國農民調查》有什麼不一樣嗎？想藉由這兩本書表達什麼樣的想法？

：《中國農民調查》主要是解剖和揭示沉重的農民負擔，這次的新作《等待判決》則是要通過我們親歷的一場有關《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的名譽糾紛案，著重披露中國農民面臨的惡劣的「法律環境」，而《小崗村的故事》則是通過對「中國改革第一村」30年滄桑變遷的深入調查，反映中國農村改革的艱難以及不容樂觀的「改革前景」。想藉這兩本書，繼續警示必須進一步重視「三農」工作，並認為當今中國改革的核心，已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法治；一個革命黨向執政黨角色轉變的過程中，光靠強化執政意識是遠遠不夠的，「以法治國」不能只是一句政治宣言，更應該腳踏實地地弘揚憲法精神，未來走向民主憲政。

：當年你們出版《中國農民調查》時成了禁書，這回你擔心這兩本書會再次受到阻撓嗎？

：已經受到阻撓了。《等待判決》是中國大陸一家著名出版社預約的，完成後審查通不過，我們找了兩家，亦無結果，這才交給了台灣發言權出版社；《小崗村的故事》先是交給出版了《中國農民調查》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他們不敢承擔責任，報送最高新聞出版部門，一直得不到下文，這才改交華文出版社，僥倖出版。《小崗村的故事》雖在大陸也出版了，是否會有《中國農民調查》同樣的命運，無法知道。

：在你們看來，你覺得中國大陸的人們對於三農問題重視的程度如何？

：現在對「三農」問題的重視是空前的。但長期延續下來的對農民歧視的政策，並沒從根本上解決，因此，靠種莊稼的農民不可能富裕起來，而進城打工的農民依然生活在城市的屋簷下，難以「融」進城市。城鄉之間、貧富之間的差距在繼續拉大，這都是很無奈的事情。

：在《小崗村的故事》裡，你們說出小崗村農民如何打破先聲，搞著「大包干」的革命事業。但中國快速發展之後，當年突破重圍的農民並沒有因此受惠，你是怎麼樣看待中國走向市場化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的雙面刃作用？

：走向市場化是否就可能出現「雙面刃作用」，沒做研究，但鄧小平說過：「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中國目前農民沒有充分地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主要是，這麼多年，我們忽視了「城鄉統籌發展」，大量的城市改革所需要的成本，強加到了農民身上，使得農民苦不堪言。現在城鄉之間、貧富之間的差距已經拉得很大，而今天的改革，又似乎成了一些政府部門對社會公共利益進行合法剝奪的手段，出台的許多改革政策，已不再是為全民的利益和社會的進步，而是為了鞏固和擴大壟斷權力集團以霸占壟斷利潤，為了地區、部門和個人的私利，這對已經是最大弱勢群體的農民傷害更大。

：我們看到這幾年大陸的發展非常快速，不管在農民問題上、或是去年發生的川震，各界都見到大陸民間的活力，你認為這幾年大陸的公民社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經濟快速發展、農民生存狀態的改變以及地震抗災中表現出來的人民群眾的自發善意，都與「公民社會」無關。如果沒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遊行和示威的自由，公民社會就不可能健康地發展起來。

：作為一個報導文學的作者，你覺得你們書寫的動力來自於何？

：中華民族自古就有「以天下這己任」的優良傳統，更有「身無分文，心憂天下」的古道熱腸。特別是中國的農民雖有九億之眾，卻沒有通暢的渠道表達自己的訴求，作為一個從農村走出來的報道文學作家，對農民自然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情感，關注他們的生存狀況，用手中的筆，為他們發出聲音，便成為了我們的一種責任。

：請問二位在投身書寫的過程中，是否有歷經什麼樣的事件，或是由什麼事件啟蒙，而使你們致力揭開農村真相？

：歷經了太多的事件，這些事件無不反映出農民生存狀況的惡劣，遭到不應有的歧視與迫害。這顯然是不公平的。這些事件強烈地刺激了我們，才進而迫使我們要為農民代言，以求全社會引起反思，並設法改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