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當中，卡普欽斯基回憶了他初抵印度或中國時，腦中一片茫然的挫敗感。他在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正要發起嚴酷的反右派運動前抵達中國，在詭譎的氣氛下，他的採訪任務一項都無法達成。

當他到了萬里長城腳下時，忍不住批判：「中國的精力就是這樣被浪費掉的！」他在書中談到，長城不僅不理性、勞而無益，還反映了人類的軟弱，「如果人類面對威脅的本能反應，就是建造圍牆，把自己與外界隔絕，那麼所謂聯合、團結，不過是癡人說夢罷了。」

卡普欽斯基長期報導非洲事務，他在書中回溯許多次驚險經歷，也指出非洲的悲哀：「非洲提供新大陸勞動力，使得新世界聚積了足夠的財富和力量，超越了舊世界。…等人力資源被耗竭之後，又成了歐洲殖民者的現成獵物。」

卡普欽斯基在書中神遊於過去，重溫希羅多德的熱情，以簡潔平易的筆調，出入於古今。卡普欽斯基的作品曾引來文學性大過真實性的爭議，但他表示，「歷史事實」與「歷史敘述」之間的鴻溝一直存在，「只有愚不可及之人，才會相信人力能夠抵抗這種性質。」

二○○七年卡普欽斯基過世時，歐美各大報都報導悼念，波蘭諾貝爾獎女詩人辛波絲卡並推崇：「他遊走在我們這個令人著迷，而又令人永遠不安的世界上。他只為那個要超越它的人存在，因為他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心和自己的筆超越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