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中歐戰略夥伴關係研討會上，中共中央黨校前副校長李君如指出，中國的體制還沒有定型，近來國際社會提出的「中國模式」並不符事實，應以「中國特色」代之，中國只是要解決自己的難題，而「不是要向國外推銷或輸出我們的模式」。李和其他官員的相關講話，在幾天前也曾登在大陸的「首都黨報」－－《北京日報》上。

在研討會前，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才舉辦了「2009年度中國高峰論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多位大陸產學界人士參與，與會者的發言不時觸及了「新中國模式」的課題。

學者中有人鼓吹有人保留

雖然李君如等官方理論家對「中國模式」高度保留，但討論「中國模式」（或稱中國經驗、中國道路等）的大陸學者仍相當眾多，曾以《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引發海內外熱烈反響的另一位「高層智囊」－－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便是其中的知名者。而《人民日報》網站也專闢「聚焦中國模式」的網頁，數月連續刊登相關文章與訪談。

就在10月份，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厚達700多頁的《中國道路與中國模式》藍皮書。書中從縱橫兩個切面討論中國模式，列舉了東莞、蘇南、大寨等例證。其實，結合外資、廉價勞動力和出口導向的東莞模式、農業集體化象徵的大寨模式以及地方政府主推鄉鎮企業的蘇南模式等之間，是歧異性甚大的不同發展道路，不同立場的人皆可從中找到各自的「典範」。這種歧異性與「高層智囊」的不同態度，顯示當前關於「中國模式」討論的一大特點就是：「缺乏共識」。

到底有沒有「中國模式」？有何具體內涵？又會在全球範圍起什麼作用？大陸當局的態度為何？這是一連串需要解決，卻可能在短期內得不到明確答案的問題。

近年觸動大陸理論界熱烈討論的，是出身《時代》雜誌，在中國待過幾年的高盛公司資深顧問雷默在2004年提出的「北京共識」。他認為西方人的中國觀和中國人的世界觀都有侷限，需要建立認識中國的新概念框架。

北京共識抗衡華盛頓共識

「北京共識」有三定理：創新、強調永續發展與平等、自主與自力更生。但我們同樣可以在美、日、星或是印度的班加羅爾找到「創新」，而永續發展與平等在大陸，主要仍是理想而非現實，高汙染和接連的礦災與群體性事件是最好的註腳。恐怕只有第三點「自主」，對不少發展中國家來說有其現實性與吸引力。

如同「北京共識」，各方學者概括的「中國模式」（特色、經驗、道路）也都有類似的問題：模糊、寬泛、屬應然而非實然。同時，和「華盛頓共識」強調放諸四海皆準的霸氣不同，大陸學者筆下的「中國模式」強調中國國情，但既然立足於中國特殊性，就難有普世意義。

關注社會公正與永續發展

在全球化的興旺階段，全球似乎都要緊跟自由化、私有化的「華盛頓共識」，中國改革開放不是什麼新模式，反倒證明「華盛頓共識」的威力。但如今，少了共產主義後，資本主義自己成了自己最大的敵人，關於「中國模式」的討論，至少反映人們還在探索理想新社會的道路。無論中外，如今學者討論的「中國模式」往往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進步性遺產－－平等、自力更生等有著密切聯繫，而未必偏重市場化、自由化的面向。

「中國模式」其實是「中國大陸模式」，和台港澳基本無涉，但我們仍應歡迎一個民主、社會平等、經濟均衡成長、生態永續的中國模式能夠真正樹立起來，而不是僅停留在分歧、臆測與理想的階段。這種中國模式的成功之日，中華民族才真正實現了「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