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余英時過去一年多來似已封筆，大家已難得看到他的文章，尤其是譏談兩岸時政的論述，幸好他仍是自由亞洲電台的特約評論員，不時開講，海內外人士還能聽到他的讜論。前些時大陸的學者季羨林過世，余先生發表了一篇評論，專談所謂「大師」，之所以有這樣的談話，是因為季羨林生前被尊為國學大師，照余英時看來，季羨林是梵文、巴利文的專家，和國學扯不上關係，尊季為國學大師，讓人有啼笑皆非之感，事實上，季羨林本人也反對別人稱他為國學大師。

余英時這篇評論的真正目的在諷刺中國當代的一些大師根本不夠格，他們成為大師不是因為學術上有何特殊成就或人格如何高潔，而是對當權者歌功頌德被封的，並且話鋒一轉，說「包括科學界大師，像楊振寧也是如此」。雖是輕輕一筆帶過，事聞於楊振寧，卻很在意，特地親筆寫了一封信給余英時表示關切，說「英時兄」恐怕對他有誤會，並隨信附了一本他寫的「曙光集」（楊妻翁帆參與此書的編譯）給余，希望余看了他的書後誤會能夠冰釋。

可能叫楊失望的是，這本「曙光集」非但沒能消除余對楊的誤會，反倒坐實了楊是北京的apologist（維護中共政權），據了解，余英時不會因楊振寧（圖左為余英時，圖右為楊振寧，本報資料照片／王爵暐攝）的信和書而改變對楊一貫的看法。

不可諱言的，余英時和楊振寧是海外華人社會中兩位截然不同的典型，在學術成就上，一位是有諾貝爾人文獎之稱「格魯吉獎」的得主，一位是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可謂旗鼓相當，只是在思想與政治立場上，一位反共，一位親共，彼此的信念都很堅定，可說是各行其是，沒有交集的。偏偏台灣有人頭腦不清或是不信邪，在去年夏天要安排一場余英時和楊振寧的世紀對談，結果是余英時因病住院而沒有談成，即使余英時沒病，十之八九也談不成，因為余壓根兒就不想和楊談，兩人的想法南轅北轍，根本沒什麼好談的。

自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楊振寧回歸中國後，他一直是個爭議性很大的人物，儘管他有一顆無可厚非的中國心，但因愛國過於情殷，難免遭人誤解，被貼上共黨同路人（fellow traveler）的標籤，說來是毛澤東害了他。楊初訪中國時，住在旅館裡興奮得難以成眠，對一窮二白的舊中國能在短短的數十年脫胎換骨，百思不得其解，等到看到房間牆上的毛詩，方才恍然大悟，那句詩是：「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從此楊死心塌地的服膺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

而自從楊娶了二八佳人的翁帆為妻後，他的爭議性就更大了，據華裔數學家項武忠統計，大陸網站貼了二萬多條關於楊翁婚姻的評論，絕大多數是負面的，中國的許多女性表示憤慨，說楊振寧給中共掌權的老頭兒們，做了一個很壞的示範。

不管楊有多大的爭議性，他在物理學上的成就是沒話說的，尤其是他創造的Yang-Mills理論，是近代物理極其重要的理論，自此而言，楊振寧在物理學的地位是不朽的，可惜瑕不掩瑜，弄得余英時不願和他同台演出一齣好戲，這實在是公眾莫大的損失。

楊振寧真正的問題在於他想做西方人所說的Renaissance man（文藝復興式的人物），要開風氣之先，領袖群倫。其實他若專注於科學研究，偶而發表點兒政治意見，一點問題都不會有的，李遠哲也有同樣的問題，只是李的格局及境界比楊差多了，以致最後搞得天怒人怨。若說Renaissance man，三人之中余英時庶幾近之，當然他也非完人，有人說余反共反到有些病態了（pathological），還有海外的同行批評余在學術上稍欠厚道 （指錢新祖事件），不過余是直道而行的人，應無疑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