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作喜在自家院中。(取自新京報網)
大陸不少訪民因越級上訪,而惹惱當地政府官員,被認為「影響穩定」而強制送進精神病院。圖為南京一家精神病院。(CFP)

(文接B10版)

大陸上訪問題層出不窮,不少訪民因越級上訪,而惹惱當地政府官員,被認為「影響穩定」而被強制送進精神病院。然而,身為民警的高作喜一案實屬少見。

精神病院醫生高緒寅回憶說,當時他曾向徐晨銘提出,強行收治精神病人,須家屬同意。徐晨銘卻說,高作喜與妻子剛離婚,孩子小,父母住很遠,只能聯繫他在分局刑警隊的二哥高作成。

對此,高作喜之妻竇豔敏表示,因為領導們一直要求她勸說高作喜不要上訪,不勝其擾之下,2007年12月初,他們辦了離婚手續。當時,高作喜曾拿著離婚證書告訴局領導:以後有事直接找我(兩人後在2008年初再婚)。

「製造」精神病 醫生也被騙

事發當晚7點,徐晨銘與兩名副局長帶著高緒寅和護士來到高作成家,「徐局長說我們不用進去,他給家屬說就成。」10分鐘後,徐從高家出來,聲稱家屬已同意,但不願出面。

取得家屬「同意」的醫生,轉赴分局,在局黨組會決議「強送」後,將高作喜視為精神病患,施以注射。就這樣,高作喜被分局的越野車連夜運走,由法制大隊長鄧毅全程「押送」。

隔日,高作喜醒來,發現自己躺在陌生房間,有穿格子服的人圍著自己,那些人目光呆滯。 「你有精神病,需要治療,公安局送你來的。」醫生告訴他,他在齊齊哈爾市第二神經精神病醫院的「重症監護室」。高作喜十分驚慌,連稱自己沒病。但醫生卻說,有你的精神病鑒定。

高作喜有做記錄的習慣。一些談話他會錄音,或記下備忘錄。根據醫生所說的鑒定日期,他查備忘錄,2006年4月3日,是一次會見。那天,分局副局長李寶全說,自治區政法委領導要跟他面對面談案情。當日,高作喜見到的「領導」是兩男一女,高作喜這才頓悟,他們其實是醫生。

2009年12月8日,李寶全承認,當時的確是假藉領導談話,請來醫生對高作喜進行精神鑒定。之所以隱瞞,是怕他情緒激動拒絕配合,「這是我工作的一個失誤」。

李寶全說,因為高作喜不停上訪,分局的壓力非常大,所以分局長徐晨銘才安排他找醫生,而鑒定經過和結論,高作喜本人和他的家屬完全不知情。

高作喜後來仔細想一想,其實他早就被「警告」過了。在他的備忘錄寫著:2006年5月5日,副所長王君利對我說,你要再告,花點錢給你送到精神病院去。東方紅派出所多名民警也證實有此事,不過,馬、王二人均否認。

高作喜的妻子竇豔敏也說,副局長張強曾找過她,說各級領導都對高作喜越級上訪很生氣,可能要追究責任,如果家屬能證明他有精神病,就不追究了。竇豔敏拒絕:「他怎麼可能有精神病」。高作成也說,全家人從來都不知道弟弟有精神病。

43天後「逃離」醫院

在精神病院裡,高作喜曾考慮過要「越獄」。身為民警,他很清楚,如果沒有家屬同意不能送他入院,但醫生告訴他,你二哥同意了,這讓他一度絕望。

入院後,他被當作重症精神病人治療,不停地打針、吃藥,那些藥讓他意識不清。但如果不吃藥,護士會強灌,於是,他每次都主動吞藥,在護士走後,再到廁所吐掉。

2008年1月10日,高作喜的家人來到了精神病院。此時的高作喜,面色蠟黃、目光呆滯。因為長期強制性嘔吐,高作喜不但厭食,還得了膽囊炎,醫生認為他有生命危險,必須轉院治療。

醫生高緒寅說,他曾打電話給鄧毅,要求幫高作喜轉院,鄧毅卻以局領導不同意為由拒絕。高作喜的妻子竇豔敏只好輾轉找上主管副院長孫本生。2008年1月24日,被當作「精神病」治療43天後,高作喜終於「重獲自由」。

尚未結束的對峙

在精神病院的那43天,除了飽受精神折磨,高作喜的膽囊還因病被摘除了,但他仍不放棄,堅持繼續上訪。只是,舉報的主要內容,變成了被強送精神病院的「淒慘」經歷。目前,呼倫貝爾市檢察院已立案調查此事。今年12月8日,該院僅稱「此案很複雜,還處在調查階段」,並未進一步談論此案。

日前,大興安嶺農墾公安分局主管紀檢副局長張強說,當年送高作喜入院是局黨組的決定, 「我個人沒有什麼好解釋的」。而一手經辦高作喜入院的法制大隊長鄧毅則說,他做的「都是組織的安排」。

檢察院立案後,天津市精神疾病司法鑒定所受委託為高作喜做鑒定。12月7日,該所岳姓醫師稱,鑒定結果今年3月就已公布,「檢察院和我們鑒定中心,都當面向他宣布了鑒定結果,精神正常」。不過,高作喜的家人說,他們至今未拿到鑒定結果。

如今,已2年沒到派出所上班的高作喜說,分局曾幾次叫他回去上班,但他沒有答應,因為,沒有一個結果能證明自己是正常人,那麼,回去上班會變得「很危險」。他擔心,局裡能送他進精神病院,會不會以他發病為由,做出其他事?

(取材自《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