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外貿逐步趨穩、外匯儲備上升速度再次加快,國際市場對於人民幣匯率的關注程度重新上升,不少分析報告開始對人民幣升值的時間和幅度進行競猜,這種情形十分類似2005年前後的市場分析格局。不過,從趨勢看,不應把現在與當時的市場格局做簡單類比。

從政策導向看,實際上中國一直在積極採取措施促進貿易和國際收支的平衡,例如2005年7月21日的人民幣恢復浮動以及相伴隨的一次性升值,也是試圖平衡此前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上所累積的貿易盈餘。但是實際情況卻表明,因為全球經濟所出現的結構性變化,中國的貿易盈餘在2005年後繼續呈現迅速上升的趨勢。從更大的背景上可以說,這種貿易順差的積累更多體現的是全球產業鏈的轉移趨勢。

從國際收支平衡的角度看,實際上任何一個國家出現貿易順差和資本流入時,都不可能完全靠匯率升值平衡,就如同美國出現大量的貿易逆差等狀況,也不可能完全依靠美元的貶值來解決一樣。匯率的大幅波動所可能產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反而可能會對實體經濟形成多方面的衝擊。

從當前中國的具體狀況看,因為中國特定的城市化發展階段以及加工貿易占據重要地位的貿易結構,註定中國的貿易必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會有貿易的盈餘,同時中國經濟的率先復甦也必然會吸引外資的流入,這種格局所形成的雙順差是結構性的,很難僅僅依靠匯率升值來解決,而要調節這種國際收支的不平衡,除了一定程度的小幅升值之外,主要應該是依靠中國經濟的內部改革和結構的調整。

人民幣匯率爭論凸顯的不僅是匯率機制改革問題,更是中國經濟內部改革和結構調整的迫切性問題。首先,要素資源價格的扭曲實際上放大了匯率升值的壓力。中國低估的本土資源價格使得中國的出口優勢被放大,同時也使得企業更傾向於依靠廉價資源進行出口,增大了對資源的消耗,從這個意義上說,加快要素和資源價格的市場化改革,是促使匯率更為合理、促進國際收支平衡、也促使國內資源配置更為合理的關鍵因素之一。

其次,非對稱的外匯管制措施放大了外匯的供給進而放大了升值的壓力。當前外匯管理體制基本上還是在外匯短缺時期形成的,強調增大外匯供給而抑制外匯需求,在外匯已經充裕的今天,這種不對稱的外匯管制客觀上放大了升值的壓力,因此,調整外匯管制也是十分重要的內部改革、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的內容,特別是要給企業和居民以及金融機構更大的外匯運用權,避免過分將外匯集中到政府手中而形成運用的更大的難度。與此相伴隨的一個新課題是,從危機中的國際貨幣體系及其缺陷可以清晰看到,人民幣在資本項目的可兌換和國際化是必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務,客觀上要求要逐步推進意願結售匯,同時逐步放鬆人民幣在匯兌和交易環節的不同限制。

第三,從整個經濟結構的角度看,擴大內需,減少過分依賴外需,同時優化利用外資和出口產品的結構,提高出口產品科技含量,提升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降低對資源的過度消耗,是必然會面對的結構調整。

(作者為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