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六十五年歲月,臺灣於今全球競爭力GCI及WCI排比竟同告滑落,金融海嘯後更是外貿投資同挫逾三成,主要國際市場占有率從二位數降為個位數,適足以充分顯露當前窘況。臺灣國家生命力之從豐沛到匱缺,主要顯現在三方面:一是社會之有氣無力,國家施政不再強調所得效應與就業效應,新世代機會困窘迷惘,看不到清新活力;二是政府有權無膽,越來越獨尊選民選票,政府部門無有創新,也根本不敢有前瞻宏識的大作為;三是民間企業之有能無心,越是在國際化之後,既在掌握臺灣九○%軟硬實力情境下,得以自由進出,就越來越不在乎臺灣的政局與商機。因此在今天要搶救、再造臺灣國家生命力,就必須要優先有效釋放政府公共資源及公務人力的能量、人民及社會的活力,以及企業部門的創新啟動能量。

臺灣從七十年代以前的攻勢社會,今天竟又退轉為守勢社會,如此的變性轉型,使臺灣社會氛圍為之丕變,雖則名為追求公義社會,但是衹見強調齊頭平足的「公平」,且極力扼殺市場經濟社會中最為可貴的「不一樣」,而關乎對錯好壞的「正義」,則完全棄置不顧,尤其是當公平的強調溢出了理性公平的界限,甚至是感性公平當道時,則「庶民經濟」的施政理念,在缺乏永續正義基礎上,更加帶給這個國家沒有活力,也失去生命力。

就在這種背景下,市場經濟既已高度社會主義化(恰與鄧後中國反向而行),非企業職責既被高度責任化要求,包括社群安定與社區回饋責任之高築,益使早已可以自由轉檯國際的企業及企業家「你反商排富,我自另覓他處去」,寧可他移外移。現在還會繼續留臺守臺的企業,乃充斥「高槓桿利用銀行資金(輸了送給銀行)」及「以世界為家的外籍華人企業家」,對於臺灣國家生命力之發展,當然構成更大挑戰。

如何搶救與矯治政府的無膽失能,恐怕是今天研討再造國家生命力的更重要基礎工程。任何國家像臺灣一樣,其政府糾錯機制遠超越發展機制時,國勢必弱,其政府活力與生命力也必無法作用。國家公共資源的配置運用,就自然會出現「本位圈地」與「私設小金庫」作為,使政府稅收及公共資源被嚴重地零碎化,益使政府施政無法大作為,發揮大動力;「口號治國」則使政府預算的編派與配置,跟從於個案化與專案化的「事件行銷式」搶編循環,以至於今天很難再看到六十年代那種結構性調適改變的政策大方針與大作為了。

政府首長更在這種大環境下,淪落到不敢決策與不敢作為,因此用多開會議常開會議來「壯膽」,遍置大大小小的各種委員會來「卸責」,施政倫理、施政權責、施政紀律,全都不再重要,因此,我們再也看不到會向前看,在制高點上大力激勵、促進、帶動、拉拔的「強勢政府」,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向後看,卻滿口照護、協助、回饋、保障的「弱勢政府」,強勢政府能將國家資源配置與利用在高效率高生產力的方向,產生高創造性與高增益性,弱勢政府衹能大筆大筆耗費到無效率無生產力的移轉性支出之上,益加惡化臺灣的國家生命力態勢。今天馬總統與吳揆之重炒蘇貞昌內閣的「照顧三中政策」(中小企業、中下階層與中南部),就是典型「依身分給予福利與補貼」的弱勢政府代表作,絕對是不可取的。

總之,在今天全球經社局面紊亂惡劣的情境下,臺灣的確需要一個大破大立有能有為的國家領導人,才有可能正義作為,扭轉臺灣困局,再起國家生命力,使臺灣在全球場域重新站起來。

(作者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