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漢良

大年初三清早,一個一○一歲的人瑞被發現倒斃在九龍油麻地一條後巷。到場的救護員表示,由於農曆年間香港氣溫驟降,當天早上只有攝氏九度,因此相信死因沒有可疑。

根據香港翌日報章的報導,凍死的人瑞姓郭,大約十年前開始在該區流浪和露宿。街坊說,廣東話帶有北方(有說是上海)口音的郭老伯,無兒無女,但平日衣著齊整,經常在巷子蝸居撿來的沙發上看書,像是一個有文化的人。除了政府每月卑微的救濟金之外,他靠著撿廢紙幫補生活,但卻拒絕他人送來的瓜菜。郭老伯洗衣服時,會到附近餐廳的後門取水。有街坊形容郭老伯雖然是露宿者,但頗具個性,有報章形容他「有一副傲骨」。

這副傲骨撐了郭老伯一○一年之後,終於頹然倒下,成為香港路上的凍死骨。

香港政府有關部門在事發兩天之後,急忙「修正」報章的報導,宣稱郭老伯並非露宿者,是一個在該區獨居的老者,並且正由教會慈善機構照顧。有關部門以正視聽的聲明,動機不難了解,但卻反而曝露了港府從來沒有一套完整的遊民和老人福利政策。

令人唏噓者,據報導,除了名字和歲數之外,郭老伯的一生居然就像是一張白紙。可以想像有關部門只視他為一個個案,一個沒有生命靈魂、沒有過去而只是一個號碼數字的個案而已。這個在宣統元年出生,經歷過民國成立、抗日和國共戰爭而可能因此而顛沛流離大半生的老人,死時孑然一身,只有一本《武俠世界》雜誌相伴。

香港或許是一個國際城市,但政府一些民生福利的施政,往往缺乏「人性尊嚴」的概念,統統以數字管理方法解決。就以政府的露宿者政策為例,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去年已經去函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呼籲政府關注自二○○八年金融海嘯之後,從中國大陸或澳門回流露宿者數字激增,造成問題更趨嚴重的事實,並要求當局恢復此等人領取綜援金(救濟金)的權利,以及加快轉介露宿者搬入廉租住房的安排。

但根據香港社會福利署去年三月公布的數字,露宿者數字雖然有所增加,由二○○八年二月至去年年一月,平均每月登記的露宿者人數為三五八人,較之前十二個月的平均每月人數三三五人,增加二十三人。不過根據這個社區組織協會的統計,至去年年初為止,香港月入低於四千元港幣(一萬六千多元新台幣)的家庭,有十九萬個,當中十二萬是單身人士,半數露宿者是非領取綜援低收入人士;這些統計,正可以透露不少家庭及個人正處於瀕臨露宿邊緣的情況。

根據外國接近人性化的做法,完整的露宿者政策,還包括挽救瀕臨露宿邊緣的家庭和個人,免於他們陷入無止境的露宿和臨時居所兩者之間來回的惡性循環。就以紐約市為例,根據一個民間組織「無家可歸者政策之家」統計,紐約市目前一共有一萬個無家可歸的家庭暫住於市政府提供的臨時居所。這個接受政府和民間資助的團體除了服務露宿者之外,還關注一些瀕臨露宿的家庭和個人的處境,向他們提供相關的諮詢。這正是防範勝於治療的概念。

就算在鄰近香港的廣州,根據《南方日報》報道,自農曆年廿八晚上開始,有為數三百人參與關懷露宿者活動,送出關懷物資和慰問信四百封。另外根據《南方都市報》的一篇關於露宿者的特寫,每一個流落街頭的人,背後都有一個「人」的故事;例如,二十七歲來自河南許昌的徐哥,因為老闆跑路欠了他一年的薪水,從湛江一路流浪到廣州;一個在越秀南路露宿而堅拒進入救助站的「眼鏡大叔」告訴南都的記者:「每個人都有一本難念的經,說也說不清。」

但當然,按照港府的數字管理,在巷子裡面凍死的郭老伯,不是露宿者,是一個獨居的老者,至於他為何選擇在嚴寒的夜晚露宿街頭,則顯然不是政府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