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謀攻篇:「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此次國安會秘書長異動,改由曾任國安局副局長的外交老將胡為真接任,各方都給予相當的肯定與期待,相信以胡氏過去的經歷,承擔國安會的任務應能游刃有餘。事實上,國安會除了是總統的最高戰略幕僚單位外,由於總統不僅擔任三軍統帥,同時也領導五院共謀全民福祉,因而國安會扮演的角色,不應只在狹義的國家安全,而應由更高的視野和更廣的戰略角度加以定位。

以台灣處於世界最大的三個經濟體:美國、日本和中國之間,三者彼此之關係微妙複雜,俗話說「兩大之間難為小」,而台灣不只在「兩大」之間,而是夾在「三大」之間。要確保國家安全且增進國民福祉,最佳狀況是與三個大國維持平衡且互利的關係,此所謂「上兵伐謀」,也是我們對國安會新人新政的最高期望。

然而,從現實面觀之,三個大國之間彼此既是「戰略合作夥伴」,又是在不同利益衝突時的假想敵。以美國和日本的關係而言,在國家安全的合作上有「美日安保條約」作為兩國合作基礎,甚至規劃在「周邊有事」時把台灣納入安保合作範圍,其假想敵為何?「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當然是中國。然而,從豐田汽車事件,美國媒體大肆張揚,固然是豐田公司危機處理的失敗,也是兩國汽車產業間的暗鬥;甚至不只在汽車產業,在許多高科技產業方面,也是彼此激烈競爭,互不相讓。

以美國和中國而言,被美國前任總統布希「升級」為「戰略合作夥伴」的中國,事實上在貿易、匯率、人權等方面,與美國存在諸多衝突之處,甚至可能一觸即發。而在台灣問題及西藏問題方面,歐巴馬最近接連兩次踩了中國的痛腳:先是宣布售台武器,後又於2月18日接見達賴喇嘛。兩國關係弄僵,對於在夾縫中的台灣可能未必「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反倒可能「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至於中國和日本之間,基於二次大戰的餘恨,加上傳統民族主義的情結,以及美日安保條約的圍堵,中日之間僅在經貿層面因有共同利益而維持和諧關係,事實上中國人對日本人並沒有太大的信任與好感。相較於中國近幾年來在經濟、軍事上的快速發展,日本卻在經濟上長期停滯、在軍事上為了美軍基地遷移問題猶豫不決,近幾年來日本已經自顧不暇,而部分國人以為拉攏日本可以牽制中國,似乎顯得不切實際。

在中美日三國大演其「三國演義」時,台灣處於夾縫中要能面面俱到,確有實際上的困難,誠如孟子梁惠王章所云:「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因此國安會在規劃上不但要「上兵伐謀」,必要時也需「其次伐交」。以胡秘書長多年的外交經驗,折衝樽俎於各國之間,雖說「弱國無外交」,但只要因應得宜,相信也能如晏子使楚而不辱使命。

雖然中美日三國之間的矛盾看似微妙複雜,但若仔細深入觀察,除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意識情結難以化解之外,各國之間的衝突都是為其本國經濟利益而發生。這也是我們一開始就提出國安會的定位不應以狹義的國家安全而自限,而宜以更高的全民福祉為依歸。

因此在戰略規劃上,應設法讓台灣的經濟更加自由化、國際化:以台灣作為世界各國進入中國市場的橋頭堡,讓各國將亞太營運總部設立於台灣。尤其在大陸實施「勞動合同法」後,勞動成本提高,以台灣勞動力的高生產力,以及台灣高科技的傳統優勢,重新啟動吸引外商來台直接投資的政策,不但能以「亞太高科技製造中心」強化台灣安全,也可藉此提高國人就業機會與國民所得。

至於在戰術規劃上,中國還沒成為強權時,曾提出「無限戰」的觀念,意謂弱國要求自保、甚至致勝,不應以傳統軍事對決的武器資源與大國抗爭,而應統御各種可能使用的資源,以非傳統的各種戰術,出奇致勝,決戰境外。最近美國國防部之所以協助Google調查網站被駭客攻擊,一般都認為是懷疑中國政府背後的介入。就我國而言,除了「網路奇兵」外,各種國際宣傳、國際遊說,甚至人道救助等,都是提升台灣國際形象,爭取國際支持的非傳統戰術。

要言之,以今日台灣所處環境,國安會的定位不應侷限於狹義的國家安全。狹隘的國家安全觀念只能「伐兵」、「攻城」,春秋戰國時代的孫子,早已明白警告這是下策與下下策。正確的對策,應是「伐謀」、「伐交」:提升台灣經濟力量、善用一切資源,並讓台灣更加自由化與國際化,才是鞏固台灣安全的上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