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那個廣為流傳的推測準確,梅鐸是因為一篇演講而失去中國市場的。

1993年,作為電視集團BSkyB的主席,梅鐸在英國就通訊技術發表講話。62歲的梅鐸正站在人生的又一個高峰,這個澳洲一份地方報紙的繼承人,來到了帝國的中心,購買了《泰晤士報》、創辦BSkyB,要與BBC一爭高低。他以反權威的姿態開始,現在坐在權威的中心。

被廣為引用的是他的一句評論,說通信技術「對極權體制提供了明確的威脅」。這本不該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它早已是陳詞濫調,西方世界仍沉浸在柏林牆倒塌的喜悅之中,而媒體、尤其是電視媒體,更是身處一個自我慶祝的時刻──電視鏡頭不僅報導了共產主義陣營的解體,也推動了這種解體──很多人因為看到了電視中的遊行,而加入了遊行,他們變成了越滾越大的雪球,奇蹟般的壓垮了極權體制。一種共識也日漸清晰──倘若資訊壟斷是極權體制賴以生存的支柱之一,資訊的自由流通則變成了最具摧毀性的武器。來自匈牙利的流亡者喬治·索羅斯瞭解這一切,他成立了「開放基金會」,曾為東歐的異議分子們提供影印機、傳真機。

失言錯失中國市場

演講引來的麻煩,超越了梅鐸的想像,不到一個月,中國政府禁止了Star TV在中國境內的落地權,它是梅鐸剛從25歲的香港富翁李澤楷手中以10億美元購買的電視網路。中國政府正處於一個過分脆弱和敏感的時刻,4年前它在天安門廣場的表現,激起了整個世界的譴責,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蘇聯與東歐的解體,加劇了它的焦慮,它不認為這些潰敗緣自它的內在的矛盾性,而是將之加於西方的陰謀,也因此來自境外的「和平演變」是它內心深處的噩夢,認定從美國的人權組織到商業電視台,都可能瓦解它的權力。

接下來的10年中,梅鐸嘗試努力修復對中國政府的「傷害」,他用各種方式取悅北京,下令旗下的出版社取消與彭定康的出版合約──因為北京不喜歡這個末代港督;當他聽說《人民日報》正在發展自己的網站時,他派去福斯電視台的專業團隊;有時候,他還會說出令人瞠目結舌的惡毒玩笑,「我聽說,他(達賴喇嘛)是一個非常政治化的老和尚,穿著古馳皮鞋周遊世界。」

這些挫折重重的努力,換來了回報,他成為了中南海的座上賓,或許也是與中國政府最喜歡的西方商人。他在中南海旁購買了四合院,娶了中國太太,也在秀水市場討價還價……。

中國改革有其底線

比起他在全球市場的大獲全勝,他的媒體王國從倫敦拓展到紐約,創辦了福斯新聞台,甚至擁有了《華爾街日報》。但他仍未真正敲開中國市場的大門,即使取得短暫的成功,但這成功從未能擴大,也難以持久。唯一值得驕傲的是,他認識16年以來的中國主要領導人與宣傳部長,他比競爭者時代──華納與Viacom更會贏得中國政府的垂青──儘管這垂青中充滿了苦澀,他仍在尋求希望。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60周年以來,北京曾經是亞非拉的政治領袖的會聚地──中國曾力圖成為第三世界的領袖,要領導反對帝國主義革命,北京也是世界商業領袖的必經之途──這裡是最龐大的市場,而現在意見領袖們的在此世界輿論的未來──再沒有一個國家比中國更瞭解輿論的力量。在這個過程中,它需要梅鐸的幫助,但這顯然不是對等的關係。

梅鐸的憧憬與幻滅,是20年來中國與世界關係的另一個縮影。它提醒你這個國家什麼改變了,什麼又是難以觸碰的底線。

(作者為專欄作家、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