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我們覺得中國真的變了,對於一些外來者尤其如此。「1984年的重大事件必然是10億中國人的政府放棄了馬克思主義,而擁抱了資本主義。」威廉.薩菲爾在當年的《紐約時報》上寫道。這種樂觀中蘊涵著顯而易見的預設──擁抱了資本主義的中國,也將走上自由、民主之路。人們對於符號式的變化著迷不已,穿著軍大衣的年輕人舉著可口可樂,大學生開始在威猛樂隊的樂趣中學習Disco,人們對一切外來的東西都如此著迷……一個剛剛解凍的社會,對所有冰櫃之外的事物,都充滿了莫名的渴望和美化。

西風東漸引改革

但一切從未這樣簡單。在威廉.薩菲爾盛讚中國擁抱了亞當·斯密時,中國政府剛剛結束了一場大規模的「清除精神汙染」的運動。黃色的書刊、音樂、影像,和知識分子對「異化」、「人道社會主義」的討論,被認定是「精神汙染」的兩個源頭。它是黨的保守派對於迅速變化的社會的反應,他們覺得正失去對社會的控制──知識分子再度活躍,試圖擺脫官方意識形態,青年則沉迷在外來的新事物中。保守派們選擇了一貫的反應方式,他們在知識分子內部發動了一場批判與自我批判。而對於青年,他們在查收黃色書刊的同時,又一次樹立新的模範人物,張海迪(編按──全國殘聯會主席)、蔣築英(編按──已故光學專家、全國勞動模範)成為全國性的英雄。

這場運動沒有持續太久,它從1983秋天開始,到第2年春天戛然而止。中國政府仍處於虛弱之中,只有「四個現代化」的成就,才能重新給予它合法性,它需要國際投資,也需要知識分子的合作。歷史充滿了嘲諷,這場運動重要的發起人之一許德珩,也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五四一代,曾以他們對個人自由的追逐和對外來世界擁抱著稱。

表面的希望與深層的困境,這種緊張感在1979年其實已彰顯無疑。這一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正吹起變革之風,中國與美國建交,胡耀邦為右派平反,知識分子公開表達他們對歷史的反思,這個國家更開放了,但也是在這一年,西德民主牆被推倒、魏京生被重判。「四項基本原則」指明了自由與開放的邊界,但比起「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三條原則,「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才是核心問題──黨對於權力的壟斷,是任何變革的前提與最終目標。

改革與反動的爭戰

開放與封閉、改革與反動、自由與控制的二重奏從未消失過。整個80年代被視作自由與開放的象徵,但人們也經常忘記了,對《苦戀》的批判,大規模的「反精神汙染」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這些運動都是「解凍」的逆反,權力中心的人們對種種變化驚恐不已,他們的絕對權力是建立對每個人的緊密控制之上的,從他們的出生、學校、工作、死亡,到他們怎樣寫一封情書。

而伴隨著文革災難性的結束,這種政權對於社會、對於個人的控制,失去了合法性,人們開始覺醒,開始尋找自己聲音,他們本能性地要尋找外界的幫助與鼓舞。而這個政權也要尋找外界的幫助,以延續自己的控制力,因為這個政權從來不是以這個國家的長遠未來與生活在其中的國民,作為成功與失敗的衡量標準,而是以政權的穩定性與控制力作為標準。於是從一開始,改革就像是一場賽跑──是政權更快獲得力量,還是個人與社會的覺醒的速度更快。

每一次衝突,都是這兩種賽跑的結果──社會解放與國家控制的速度,哪一個更快。有時,社會成功了──它往往是政權內部的爭吵所致,更多時候則遭至失敗,失敗最高潮的一幕在1980年代行將結束時到來,當時,蘇聯及東歐政權相繼解體。(作者為專欄作家、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