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解讀江蘇省近日再現以暴制暴的反拆遷命案,被告人吳曼琳被判刑8年。《南方都市報》的評論指出,公民反抗暴力拆遷「過當」的根源在於,中國還不是一個法治社會。

繼遼寧張劍案之後,以暴制暴的反拆遷命案又現江蘇。家住江蘇宿遷的老人應某遭拆遷公司逼遷,應某迫不得已搬到女兒吳曼琳家居住。拆遷者袁某又帶人追至吳家,並有謾罵、砸門、堵防盜門鎖眼等行為。吳曼琳忍無可忍,持菜刀砍袁某。2月20日法院一審宣判,被告吳曼琳犯故意殺人罪,判有期徒刑8年,並賠償死者家屬經濟損失人民幣27萬元。

從1978年起算到今天,法制恢復重建32年了。這32年裡,最大的爭議莫過「刀治」(法制)與「水治」(法治)之爭。「刀治」強調的是法的「刀把子」功能,是當政者用法律來治理人民;「水治」強調的「依法治理」,是手持公權者為法律所治。這場大爭論的結局,是「法治」勝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正式寫入憲法。

但有了文本的「法治」,並不等於就有了實踐的「法治」。民間有俗語形容法律:拿起它來有千斤重,放下它又輕若無物。拆遷者對公民實施暴力侵犯時,法律被放下了,它輕若無物;被害人奮起反抗時,法律被拿起了,它重達千斤且鐵面無私。吳曼琳案中,當應某遭到強制拆遷者的不法侵害時,法治不在場;當吳曼琳家的防盜門鎖眼被施暴者用強力膠水堵住、致使一家老小被迫從窗口爬進爬出時,法治也不在場;當暴力拆遷者集聚吳曼琳家門進行辱罵、打砸,並將防盜門上的貓眼砸壞時,法治仍然不在場。

我們假設吳曼琳案發生在一個法治社會,那麼法治必然導致下列連鎖反應:當地檢察機關迅速對警察有無瀆職(不作為)展開調查,暴力逼遷者紛被公訴或被行政處罰,民意代表對市長提出質詢並要求給出合理解釋,公安局長在民意壓力下引咎辭職……。

這樣的圖景事實上未能出現,不是因為我們的法治有自己的特色,而只是因為我們的法治被公權力者選擇性適用了。是維護私權上的「無法治」直接導致了菜刀之治的盛行。今天反思吳曼琳案,最應追問的就是:當公民財產權被拆遷者的暴力侵犯得風雨飄搖時,公安司法機關緣何會缺席?又怎樣才能讓法治時時在線?

答案仍然是法治,當然,必須是從治民的「刀把子」轉向治官的「法律之治」。手持公共權柄者瀆職在先,公民以暴制暴的維權「過當」必將緊隨其後。只有公權力維護合法權利「正當」了,公民反抗暴力拆遷才不會「過當」。只有公民擁有足以強制執法者依法履職的正當權利,用法治來追究維權「過當」才可能得到民眾的普遍支持。(摘錄自《南方都市報》2010-2-22,作者王琳為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