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學界發生了一樁悲劇:美國阿拉巴馬大學亨次維校區的生物系助理教授畢夏普(Amy Bishop)因升等案不過,而於系務會議時槍殺了三位同事(還有兩位未脫險境),造成頭條新聞。

照理說,解雇、辭職與跳槽在現代社會是相當平常的事,學術中人為何會出現這般激烈反應?除了個人心理因素外,可從現代學人養成過程以及學術界生態的角度,試著分析一二。

早在三十多年前,小說家於梨華就以《考驗》一書,為國人描述了美國學術界競爭之激烈與生存之不易;對尊師重道的傳統華人社會而言,可是難以想像的事。好比某人讀了二十來年書、順利拿到博士學位,還要再做三至五年不等的博士後研究,才有可能申請到正式教職。然而就算當上了助理教授,幾年後若不能在研究、教學、服務三方面有所建樹,順利晉升副教授,取得終身職(tenure),還是得不到續聘而必須離職。其中辛苦,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像畢夏普一九九三年於哈佛大學取得遺傳學博士學位後,做了將近十年的博士後研究,二○○三年才在阿拉巴馬大學找到正式教職。

六年後,她的升等案沒有獲得通過,將於二○一○年三月解聘。她向學校升等委員會及聯邦「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提出申訴,都沒有成功,因而犯下重罪,讓人惋惜。

學術界會演化出這種嚴峻的汰擇模式,源自菁英主義思維:任何人若想躋身學術殿堂,就必須要耐得住寂寞、潛心研究,並做出相當成果才行,否則就遭到淘汰。這也是許多過來人常會同研究生說的話:及早發現自己性向是否適合走這條漫漫長路,免得到時想回頭已錯失良機。

除了先天特質外,學術中人在養成過程中得心無旁騖好長一段時間,才可能出人頭地,因此出現「怪胎」的機率,也比其他行業大得多。學界人士常受到「不食人間煙火」、「與現實脫節」以及「蛋頭」等批評,與他們專注於本身思維脫不了干係;至於出現反社會行為者,絕對是少數,像畢夏普的例子,值得象牙塔內人士警惕。

畢夏普在犯案後,記者追出許多她過往舊聞,包括一九八六年槍殺親弟、一九九三年涉嫌郵寄炸彈給實驗室老闆、一九九六年為爭論文排名而情緒失控,以及二○○二年在餐館打人等,都顯示她在精神方面有問題,需要幫助。不幸的是,學術界是極端個人主義的行業,失敗者得不到太多同情。

升等委員會不會管你有幾個小孩(畢夏普有四個)、上了多少課(資淺教授的課通常最重)、壓力有多大,他們看的是你有幾篇論文、接了幾個計畫、拿到幾個專利;不幸的是,畢夏普在後面幾項都不及格。

維持高標準自是進步之道。以往國內學術界競爭不大,和稀泥者不少,如今已向歐美看齊。如何在情理法之間取得平衡,而不違反人性,值得國內學界深思。 (作者為生理學教授,科普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