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二二八論述,似乎盡成綠營禁臠,或至少,變成台籍政治領袖的籌碼。這其實,大有問題。

理由很簡單,二二八事件,固然是國民黨政府統治下,釀生的悲劇,受害者亦絕多為台籍人士,但自李登輝總統起,二二八事件的解謎工程,即已展開,歷經民進黨陳水扁總統八年執政,理應達至社會學家韋伯所稱的「除魅化」高點,轉而使得二二八事件,不應再是社會紛歧化的肇因,而是凝聚新共識的基點。然而,仔細看二二八事件的論述鋪陳,卻顯然不是這樣!

怎麼回事呢?不妨重新再檢視一下歷史軌跡。

李登輝是第一位台籍總統,曾嘗過白色恐怖滋味,他的友人、親戚,不少遭到二二八事件的波及,他擔任總統後,自有自我期許的高度與與歷史因緣際會的巧合,使他願做這件事。一定程度上,他確實解消了反對運動意圖藉二二八歷史詮釋,否定國民黨統治正當性的壓力。

陳水扁繼李登輝之後,擔任總統,他是第一位反對運動出身的總統,「政治正確性」遠比李登輝更鮮明。他面對二二八歷史,可以採兩條路,更激進或更務實。激進路線乃進一步追究責任,擴大這段歷史悲劇的政治效應。他或許曾經想這麼做,卻因朝小野大,綠營初掌大權,盤算得不償失作罷。至於務實路線呢,以他的政治正確性高度,若能積極化解二二八歷史糾結,促成族群新共識,不失為大功一件。但八年執政自中段起,他不僅坐失這方面的良機,甚且,為了掩飾家族貪腐,還有意去操弄這議題,使之泛政治化。二二八的歷史糾纏,沒能在陳水扁時代有所釐清,拉高反省的深度,不只是民進黨的遺憾,恐怕也是台灣的一大遺憾。

歷史交付給馬英九的責任,當然包括了二二八議題。

馬英九在外省籍政治人物裡,明顯對省籍包袱與國民黨的歷史業障是抱持高度敏感的。台北市長任內,每年二二八紀念,他無役不與。最令人動容的畫面是,他曾被二二八家屬當面吐口水。這些謙卑面對二二八的態度,自然具融冰效果。二○○八總統大選,超出兩百多萬票大勝,說明了很多事,其中之一,一定包括馬英九誠懇面對二二八的政治努力。

但已是執政者的馬英九,除了年年參加二二八紀念儀式外,還應該做些什麼?

是的,馬英九總統必須做點更積極的「二二八實踐」。論述上,他應該試著調和綠營的一貫基調,使之走出純粹的悲情,而讓民眾更加感受到國家暴力何以必須在民主的規範下被節制,而他應矢言永不讓這悲劇有任何重演的機會。政治溝通上,他應帶著二二八受難家屬與昔日被視為劊子手的外省籍軍政人士的後裔,面對面的對話,接納彼此。

二二八論述淪為綠營禁臠,沒錯,有歷史背景,卻不該「理應如此」。領導者固然應在政策上施展魄力,但對歷史悲劇的反轉,尤其要擇善固執,跨越紛歧。 (作者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