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提供/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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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四年以《死亡的臉》榮獲美國國家書卷獎的醫師作家許爾文.努蘭(Sherwin Nuland),著有《生命的臉》、《蛇杖的傳人》、《器官神話》、《沒有終點的旅程》、《洗手戰疫》、《一個外科醫生的抗老秘方》、《醫魂》等,同時也是耶魯大學醫學院外科臨床教授,傳授生物倫理學與醫學史。一月台北國際書展時應邀來台,與台灣讀者分享他的醫學與創作觀察。

主講:許爾文.努蘭(Sherwin Nuland)

與談:楊慕華(《死亡的臉》譯者、陽明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陳克華(台北榮總眼科部主治醫生、詩人)

成為好作家的兩個條件

努蘭:常有人問我:我想當作家,我有很多想法,但不知如何下筆?我都跟他們說,這比你想的簡單,因為老天爺給了我們兩個構造來幫助我們寫作。一是臀部,只要把你的臀部放在椅子上,不可思議的事情就會上門了。我發現年輕人想當作家,他們討論、思考、問問題,就是從來不坐下。不管是面對一張紙或電腦,只要你坐下來,無意識的心靈就會運作,思維也就產生了。

第二個構造要從兩隻老鼠的故事說起。凌晨三點鐘,有隻老鼠媽媽和一隻小老鼠跑到廚房東張西望,想要找東西吃,迎面而來一隻大貓,恨不得一口把他們倆吃掉。老鼠媽媽護著孩子,自己對著貓咪發出「汪!汪!汪!」的狗吠聲,大貓誤以為老鼠媽媽是隻狗就逃走了。老鼠媽媽於是對小老鼠說:「你看!學會第二外語是很重要的!」

要成為一個好作家要學第二外語,你會因此對母語有全新的認識。小時候我家住紐約,但是家裡不講英語,我父母與祖母是東歐移民,只會講意第緒語。我們家族是母性社會,女性有絕對的權威,因此每個星期五晚上,住在紐約各地的表兄弟姊妹,都會搭地鐵或步行來聽老祖母用意第緒語講故事。我因此理解到敘事的價值。所有的寫作,即使是非文學,本質都是在講故事。即使是寫政治學、經濟學,寫作的主體交流的是讀者的主體,這不是文字與眼睛連結,而是心靈與心靈的對應。十六世紀法國偉大作家蒙田開創了散文,他第一篇就寫到,「我就是我自己,我就是我書的內容。」這是我給想寫作的人的一個忠告。

我上學時才開始學英語,那時我發現到一件有趣的事,德文、法文、義大利文甚至波蘭文只有十五萬個單字,但英文有四十五萬個。我記得一位匈牙利的作家跟我說過,講英文很容易,但要講好英文卻非常困難,因為它的文法相當複雜。

上了國中後,開始讀莎士比亞、聖經,我才意識到寫作光有好的想法是不夠的,音韻也要優美。我理解到不論什麼語言,寫作都有抑揚頓挫、音韻,而這些應該要是你自己的聲音。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聲音,你要讀海明威但不要模仿海明威。所以要找到自己,祕訣就是寫作、傾聽自己,並大聲朗讀,如此你就會瞭解自己是什麼樣的寫作者。

三十五年前,我的鄰居是位是專門研究舊約聖經的知名作家,有天我就問他:「你的祕訣是什麼?」他說的事情我永遠都忘不了。他說:我從不強求寫什麼,而是讓它們自己來尋我。這是我從他那裡學到的,也是我奉行的原則。

醫病都要學習死亡

陳克華:我是個眼科醫生,也在醫學院裡教授醫學人文。我曾想菩薩是長什麼樣子,現在感覺就像坐在一位菩薩旁邊。菩薩有個特徵,祂在這個世界有廣長舌相,舌頭很寬又很長,象徵不斷寫作、不斷地說,來安慰、來渡這些顛倒眾生。我得承認在努蘭教授所有書中,這本《死亡的臉》對我幫助最大,當我讀到這本書,好像是一位菩薩在對我說話。

瑞典導演英格瑪.柏格曼說:「這世界沒有業餘的藝術家。」從努蘭教授身上我們也可以看到,沒有業餘的作家,他就是一位醫生也是一位作家。沒有衝突,兩者合一在他身上顯現。

楊慕華:十幾年前譯這本書時我還是實習醫生,白天面對許多死亡,對一個年輕學生而言,心裡有很多挑戰與衝擊,晚上回到自己住的地方翻譯這本書,前後花了很久的時間才完成。後來我選擇了腫瘤科,現在回想起來,這本書對我有很重要的影響,讓我更有信念幫助病人走過最後的日子。

有個癌末病人年約四、五十歲,有段時間身體比較好,向我請假去旅遊,回來醫院後狀況不好,一個多月就過世了。他八十幾歲的老媽媽後來千辛萬苦找到我,她說在請假的那段時間他去了南極。她很感謝我明知她兒子不久人世,還鼓勵他去完成夢想。努蘭教授這本書不單幫助了醫生,如果我們能重視並讓病人認知、面對死亡,用不同的態度面對它,才是比較有意義的。

寫出人類經驗的普遍性

努蘭:我相信寫作本身就是療癒。美國大文豪霍桑說過:最偉大的風格創造,就是能在思維裡化文字於無形。但有個東西比思考更早,就是感情。千萬不要害怕從你靈魂的情感寫作。讀者也許有著不同背景、教育程度甚至語言,但我們的內在,也就是無意識是彼此相連的。人類思考的方式,感情是大腦最原始的東西,人類是從感情組織出思想,繼而再為語言。英國作家赫胥黎也說,寫作是一種自由聯想,但卻是以藝術的控制構成心靈。

容我引用十九世紀大詩人雪萊的話:詩是強大感受的自然流露,它源於情緒,卻是在平靜中撿拾而得。所謂理想的讀者就是你自己。人類有共同的基因組,不管是吃熱狗或餛飩湯,我們都能瞭解彼此。我從寫作學到最重要的一點是:人性與人類經驗的普遍性。

《死亡的臉》有一章描述人類因老化逐漸死去的過程,我當時最想寫的就是我祖母。小時候家裡窮,我與老祖母共睡一張床,每天半夜兩三點就會被她吵醒,看著一位瘦小的老太太拿咖啡罐當夜壺上廁所。老奶奶是老化再好不過的例子,但我又很擔心,誰會在意這位猶太老奶奶,「她的死又與你我有甚麼關係呢?」那時我太太對我講了一句話:「不要自我審查。」這句話改變了我的寫作方式。

寫作時最私密、最切身的經驗,最能打動人心。因為老奶奶的故事,我收到許多讀者來信,其中有位來自愛荷華州的養豬戶,他說:我認得一位跟你祖母一樣的老奶奶,雖然她們來自不同地方、不同的時空背景,有不同的姓名,但我跟你一樣愛她。這封信讓我非常感動,我怕弄丟,還影印了二十份保留在身邊。所以不要害怕與別人分享自己最深刻、最內在的想法,即使是最私密的,它其實是最能打動人的。

苦難背面的禮物

觀眾提問:努蘭教授在四十歲時得過嚴重的憂鬱症,如果說「每一個苦難的背後都是一份上天給的禮物」,那麼你的禮物是什麼?

努蘭:生病讓我成長了。以前我在職場衝鋒陷陣,後來生病住進醫院,工作也被迫終止。我做了非常多治療,甚至包括電擊,後來我開始意識到,就像佛洛伊德所說,這個世界最重要的兩件事就是愛與工作。

能夠「愛人」跟「被愛」是非常重要的恩賜,能愛人才能有同理心、同情心,才能從別人的角度看世界,這對醫生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詩人雪萊說:愛是道德上的想像力,能夠帶給人們包括善良、誠實、忠誠等美德。生病在哲學、信念上改變了我。人生難免有不幸,但所有磨難都會有好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