醜聞迫使州長派特森(David A. Paterson)─紐約州最高階官員─(美聯社)不得不放棄今年十一月競逐連任的計畫。

中國大陸要建立一個真正的「法治」,其所面臨最艱鉅的挑戰,並不在於法律訂得好不好,也不在於法官、檢察官、律師及警察是否適任。事實上在過去三十年間,無論是中國大陸的法律本身,或是那些適用法律的人,其品質與能力都有大幅的進步。

應該說,中國大陸司法真正的挑戰,來自於政治的不當干預,以及更廣泛的,來自「關係」的干預。「關係」,是指相互保護、受益、依存的人際關係網絡,長久以來「關係」便是中國社會的特色之一。若是忽視這些政治和「關係」的影響,法院和法官得擔心自己將面臨許多不利後果。中國大陸眾所周知的「地方保護主義」和貪汙,是對法律程序的扭曲,也是政治和「關係」的具體表現。

儘管中國共產黨領導不會透露黨對重要案件的干預,他們仍公開堅持應由黨控制司法。但是,對於其他司法裁決過程中破壞國家法律制度的扭曲,他們肯定不會感到高興。

當然,每個國家的法律制度或多或少都受到政治左右,而且,每個社會也都存在非正式的人際互動和影響。但差別在於,真正踐行「法治」(而非只是宣稱「法治」)的政府,會設法減少政治和人際關係對司法運作的干擾,其不但會制定法律規範來禁止這些普遍的現象,也會提倡相關價值、道德、政策、制度性變革與風俗,來輔佐這些禁止性法律規範。另外還有一點相當關鍵:較好的「法治」制度會提供法官足夠的財務和職業保障,使他們能抗拒外在的引誘。

法官、檢察官、律師、警察,甚至是被害人和證人,是否可以獨立發揮各自的角色作用,通常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媒體要能夠自由調查、自由揭發對法律制度的不當干涉;二是真正的選舉制度,要能夠直接或間接地對干預的官員究責。

舉例來說,在我居住的紐約州,大部分試圖干預公正審判的不法勾當,終究會被媒體揭穿。為此負直接或間接責任的政務官,因為深知自己和所屬的政黨必須接受選民的檢驗,通常會針對不法行為展開調查、起訴和改革行動,從而鞏固我們國家所追求的目標,人民所信任的獨立司法。

目前紐約州長的醜聞就是最近的例證。這個醜聞迫使州長派特森(David A. Paterson)─紐約州最高階官員─(見圖,美聯社)不得不放棄今年十一月競逐連任的計畫。

雖然細節還要等到紐約州檢察長辦公室接下來幾周的刑事偵查加以確認,但《紐約時報》已先披露派特森事件的基本事實,目前看來相當清楚:事件起因於州長最親信的助理涉嫌攻擊他的前任女友。為了阻止紐約市家事法院簽發會讓該助理難堪的人身保護令,隸屬於州長辦公室的州警,在這位涉嫌施暴者的指示下,多次施壓要求被害人撤回家暴聲請。此外,就在被害人要到法院出庭、完成家暴審理程序的前一天,曾經在社交場合中見過被害人的州長,親自與她通了電話。隔天該名女子便未出庭,案件就此撤銷。

這是一個普通的家暴案件,並不涉及重大的經濟或政治議題,而且該名女子甚至還沒有像許多家暴被害人一樣提出刑事告訴。就我們所知,州長辦公室也未設法聯絡審理法官(若是他們試圖影響法官,顯然會構成對司法的非法干預)。

儘管如此,《紐約時報》揭發的內幕,已足以對州長派特森的政治生涯構成迅速、致命的一擊。其實在此之前,派特森看來已無法處理紐約州的財政危機、功能不彰的州議會以及混亂的行政部門。州長的最高刑事司法顧問在事件發生後立刻辭職以示抗議,表示州長的行為是「不能接受」的。諷刺的是,派特森過去還把保護家暴被害人當作是他最引以為傲的政策之一!派特森試圖壓下被害人對其助理的指控,立刻引發公眾非議,他所屬的民主黨領袖趕緊對派特森表態,不會讓他領軍民主黨角逐紐約州長一職。

對派特森而言,未來情勢可能更糟。不但刑事偵查的結果難以預料,要求他在任期未滿前辭職的壓力也越來越大。

美國這個最近的醜聞,或許會使中國大陸的領導再次確認他們的信念:「社會主義法治」的優越性(至少對他們而言是如此)。這個制度仍然設法箝制大部分的調查報導,領導階層也不受自由選舉的檢驗,從而政治的干預可以繼續確保司法判決結果如他們所願。然而,即使是對中國大陸領導人而言,這個制度的成本看來肯定很高,因為無論是領導或是一般民眾,都因此無法瞭解、也無法解決「關係」、貪汙和「地方保護主義」的許許多多問題,以滿足公眾對正義的要求。

(孔傑榮Jerome A. Cohen,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紐約外交關係協會兼任資深研究員。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研究員陳玉潔譯。英文原文請參www.usasialaw.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