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政治場合已許久未提文化大革命,但今年大陸全國兩會上,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罕見地在常委會報告中提及「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文革重新走入北京人民大會堂,引發外界討論;有分析人士指出,吳邦國提出文革,可能與中共領導層希望強化法制有關。
吳邦國在報告中極罕見地提及「文化大革命」,他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總結建國以來的經驗,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項重要戰略任務」。
立法避免權力濫用
吳邦國在報告中還指出,常委會正在審議的《行政強制法》草案,確定了行政強制必須遵循的原則,要求必須事前論證並定期評估,「對行政強制進行規範、制約和監督,避免權力濫用。」
吳邦國的報告中以較大的篇幅強調了法制面;大陸求是理論網則刊登文章指出,吳邦國提到今年工作將「擴大公民對立法的有序參與」,是大陸人民依照法律規定管理其國家事務、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途徑和形式。
文章中對「擴大」和「有序」特別強調,前者就是在完善現有的公民政治參與方式的基礎上,不斷探索出新的政治參與形式和政治參與方式;後者則是公民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必須在憲法和法律允許的範圍內進行,公民政治訴求的表達要通過「正常的渠道和途徑」展開。
文革時期 無法無天
吳邦國提及「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將之用於支撐「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論點,意在言外。文革時大陸在毛澤東個人意旨的操弄下,推翻既有的黨務組織,「天下大亂」;政務系統雖在當時國務總理周恩來勉力維持下,仍然受到極大破壞。諸多論著都指出,毛澤東深感來自於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威脅,從而運用個人領袖魅力,將劉少奇拉下馬。貴為國家領導人的劉少奇在全無法治可言的文革時期,最終悽慘走上人生終點,過程非常人所能想像和理解。
相對文革時的非法狀態,確立改革開放路線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將遭到文革破壞的經濟脈絡再次確認,將軌道拉回經濟發展的正途。
吳邦國重提文革被認為是中共領導階級希望強化法制的原因,就在於「文革最大的教訓就是有法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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