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跳樓事件已累積至十二起,事件本身的擴散和討論角度極為多元,危機如烈火燎原,鴻海集團面臨的考驗將是企業危機處理及管理的經典教材。

 富士康的跳樓事件受到矚目,是因為今年四月起密集發生,事實上,根據香港《信報》調查報導,從二○○七年六月起在富士康北京、廊坊、昆山等廠區即有六起員工上吊、猝死等事件,但幾乎未曝光。

 《信報》登載,在廊坊員工自殺後,富士康高層主管給郭台銘的報告信,強調兩點:「已通知媒體辦作應對準備,目前尚無媒體介入。」「已通知安次區書記,並報告以上事實,請書記協助控制媒體。」

 在今年第十起發生時,郭台銘才對外發言說「外界不了解真相,現在很多事都不能說,我們都默默在做。」那時,媒體批評所謂「默默」是做些什麼?「不能說的很多事」到底指什麼?國外媒體並質疑富士康,「對職工生命漠視的極限到底是多少?」

 當時,委託富士康代工的蘋果、惠普、戴爾等企業紛紛關注,蘋果聲明,獨立成立小組調查工廠的管理運作。在龐大壓力下,郭台銘開放廠房讓國內外媒體參觀,舉辦自殺防治研討會。雖然有媒體批評他做秀,但以郭台銘的強勢性格,他個人是跨出了一步。

 當天,郭台銘不斷強調媒體要正面報導來看事情,增強社會的安定,要媒體別過度渲染,造成維特效應(模仿自殺潮)。

 對於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的揭露,其實,傳統媒體(尤其是台灣傳媒)並沒有真正扮演重要角色。在人人可以扮演記者的資訊時代,大陸民眾自發組成「富士康網友觀察團」,做臥底調查,之後撰寫一份詳細的觀察報告。

 這份對富士康管理運作的正反評價報告被主流媒體引用,並在大陸被稱為微博的推特(twiter)流傳,最後主流媒體也開始「推一下」,在全球化的資訊時代,活躍於網路的各種串連形式,讓跳樓事件很快衍生成跨國討論。

 然而,做為代工高科技資訊產品的最高領導人,郭台銘卻並未意識危機的嚴重性。在第十一起跳樓發生後,雖然鴻海舉行國際記者會。對內,富士康卻要求員工簽署「不自殺協議書」。員工將「不自殺協議書」流出給媒體,迫使郭台銘道歉收回,這項壓制之舉更增加鴻海的負面形象。

 郭台銘請教的專家認為,富士康員工的自殺比例在「正常線下」。不過,究竟人命關天,多一個人自殺,並非只多一個數字,否則郭台銘也不會再度趕往深圳。

 領導人可以如虎威猛,但領導手腕亦可如狐靈動,向來以成吉思汗為師,軍令如山的郭台銘是該調整領導風格的時刻,否則管理幹部效法強勢領導,狐假虎威,仍是郭台銘要負最後的社會責任。

 (作者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