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最近的中研院院士會議,總統適時送出支持學術大禮,前時引起利益分際爭議的中研院院士,也以報效社會問心無愧自況心跡。這幾個不同層次的事混在一起,描繪出一個學術良心事業,社會仰望景從的圖像。

 其實人類追求知識,本來有一種意義和價值,過去歷史中也由社會和權力體系中得到一定實利,然而學術成為一種由國家體制支持的活動,是近世方有的新生事物,尤其二戰以降,更是以其能提供社會裨益為其合理之依歸。但是支持學術和科學研究的合理性,最近頗多引起討論,尤其當此一體制繼續膨脹,甚至某些時候形成利益共生結構,其中已不是一句學術良心可以道盡。

 以我們好以之為範本的歐美社會為例,最近以來美、英學術社會,對於支持科學研究正當性的質疑,便是一種主流思維,英國《自然》雜誌最近也專題討論此一問題的真實與表象,譬如說過去以人類壽命延長來證明生醫研究的正當性,便被認為失之簡化,忽略了其他社會因素的影響,同樣科學研究創造的經濟利益,也是由一些單向參數的數學模式推論得出,其實中間頗有一些爭議。

 那麼到底該如何支持學術?支持到如何程度是合宜的?這應該沒有一個標準,正如碰上金融風暴,收入減少,咬牙也不可能無限制支持學術,這與尊不尊重學術無關。學術的尊嚴建立在研究者本身面對知識的態度,不在其得到經費的多寡,今日許多研究,動輒耗費大額經費,因為不如此無法擠上國際競爭行列,爭得發表露臉。

 回到一個根本的問題,除了國際上露臉,學術研究還有何意義?執著知識不懈精神給社會和學界的典範,其見解成果給文化社會帶來的真正衝擊,才是深遠價值所在。表明心跡和爭取經費,都不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