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球好手盧彥勳在打入溫網十六強後接受法新社採訪,他謙虛的表示,不希望因此被稱為「台灣之光」。不過,台灣媒體仍給他冠上最新的台灣之光。

 不知何時起,這四字成了專門形容在國際揚名台灣人的定冠詞。在代表性人物中,王建民曾是知名度最高者,只要有他的新聞,姓名一定掛上「台灣之光」;但從他負傷,至今無法回球場,封號也自動消失。

 為何媒體習於此陳腔濫詞,這純然是記者撰稿缺乏想像力嗎?其實,從歷史流變的角度看,「台灣之光」可說是想了解台灣社會的關鍵詞。遠從五十年代中晚期至六十年代間,台灣少棒隊赴美參加威廉波特比賽,風光拿回冠軍,在中華路遊行,受到萬人空巷的歡迎,台灣之光的概念隱喻已然形成。

 全球化將世界擠壓到又熱又小,國與國的疆界其實漸次模糊,而被具有經濟、政治、文化實力的國際性城市所取代。論國際地位和城市魅力,台灣有沾不上邊的自卑感。一水之隔的中國大陸仍時時刻以砲彈對向我們,台灣人被箝制的窒息感仍然存在。

 「我/我們是誰」的身分認同和國家定位之焦慮感,必須透過集體儀式去紓解,從人到物的「台灣之光」就成了一紙膜拜、除咒的便利貼。它具有魔幻寫實的能力,能喚起台灣內部的集體認同感,每每各各周身發光的人物現身時,社會的族群、階級、城鄉、貧富差距都暫時弭平。

 當政者深知「台灣之光」是塑造想像共同體的膠合劑,操作斧痕最深就是陳樹菊赴美領獎的過程。陳樹菊默默賣菜,行善不欲人知,在《時代雜誌》將她入列今年度百大影響人物後,馬英九總統親自打電話給她,請她出國領獎為國增光,為此,外交部長以降,火速動了起來。

 最近,台灣駐歐盟代表處官員,在英國《金融時報》等媒體投書,包括目前爭冠軍的荷蘭隊及八支球隊的球衣,是台灣用回收寶特瓶製造。我們插不上腳的比賽,就成了本地媒體「另類台灣之光,台灣並未缺席世足賽」的報導。

 也因為對在世界發光發熱的渴求,台灣經常自我多情。例如,只要和華人沾上血緣的成就者,即使親長由中國大陸移民,落地生根數代;甚而血緣稀薄的華裔混血,台灣也能擠眉弄眼出人親土也親的表情。

 「台灣之光」的現象,從正面看,各行各業有人才在國際出頭,對社會只重視升學的教育體制有突破作用。反之,這句修辭,其實是再次鞏固追求成就的主流價值,但卻忽略攻頂多和教育、性別、階級等因素相繫。

 盧彥勳亦說:「只要每個人都本本分分做好自己的工作,都可以成為台灣之光。」誠哉斯言,台灣要發光應是靠各行業謹守行規的集體力量所點燃,社會大眾可不必倚靠他人沾光。

 有一天,如果台灣人能寧為無印良品,不需掛金牌保證,或許,台灣將是更平靜、更有反省力的社會。

 (作者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