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新生代農民工,在無法宣洩心理壓力情況下,具有工傷及職業病多的問題。(新華社)

 大陸工傷死亡賠償新標準即將在明年1月1日啟動,也讓工傷問題再度被討論。大陸媒體評論家王石川表示,從20萬(人民幣,下同)提高到60萬人民幣,這絕不是資本的仁慈,而是遇難者的權利還原。

 賠償金優厚,起碼是一種姿態,表明對生命的尊重;如果施以懲罰性賠償,還可能使雇主受到深刻觸動,從而檢討自身,不敢再以身試法。

 不過,王石川表示必須警惕工傷死亡賠償金提高的制度陷阱。因為一旦賠償金提高,加大企業的違法成本,企業會不會心甘情願掏錢是個問題。且賠償金為20萬時,企業都以最低標準給付,因此企業會不會賠出最高額60萬,需要時間檢驗。

 此外,大陸即將公布的工傷賠償新標準也適時反映農民工工傷問題的嚴重性。根據新生代農民工生存狀況調查顯示,作為大陸農民工主力的新生代農民工,存在工傷及職業病多的現況。

 研究發現,新生代農民工普遍有「三低」與「三多」現象。三低為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社會保險參與率低、工資水準總體偏低現象。三多則是工傷及職業病多、加班多、勞動爭議多。

 曾任東莞農民工的廣東人大代表鄭小瓊表示,大部分工廠每個月加班超過80個小時,有的甚至上百小時。對於打工者來說,除了身體上的勞累,更多的是精神的累,一種由農村進入城市,面對新的環境,現實與理想落差過大而造成的心靈上的累。

 鄭小瓊指出許多面對勞動糾紛的打工者往往選擇放棄,且認為「又不是我一個人受到這樣的侵害,大家都這樣,算了吧,哪裡都一樣。」還有部分農民工根本說不清楚,對相關法律法規知識表現出無知和茫然;明確表示會去相關部門投訴或者走法律途徑解決的人一個都沒有。

 農民工長期累積在生活與情感之間的問題,很容易對心理健康造成傷害,卻找不到紓發出口。深圳龍崗社區專職工會幹部的楊詩勇表示,「組建工會,讓工會發揮作用是最好的方式。」

 楊詩勇指出,工會要成立真正的職工之家。多深入職工,真正了解他們的需求、困惑。同時,應該促進企業人性化管理,說明企業制定規範的制度,建立人文關懷體系,讓職工知道有困難有問題該找誰,讓員工感受溫暖和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