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底層民眾的抗爭帶有鮮明的利益取向,求助於內的「以身抗爭」和求助於外的「以法抗爭」,一起形成當代中國底層社會抗爭的兩種最具解釋力的社會學邏輯。

 「以法抗爭」與「以身抗爭」是內在關聯的,即使「以身」抗爭的最後一瞬間,抗爭者依然抱著「以法」求解的心態和姿態。「以身抗爭」行動的曲折只能說是抗爭者身處的社會制度悲劇。

 筆者在翻閱1990年代以來湖南、江西、廣東的「群體性事件」文獻資料時發現,即使在1990年代,湖南、江西、廣東地區的農民抗爭行動由於「在地」民間知識分子的介入,不少抗爭行為具有相當的組織化程度,形成以一些具有明確政治信仰的農民精英代表或相關領域的公共知識分子為利益代言人介入其抗爭行動。在利益同質性比較高的農民抗稅費行動、工人要求漲薪的罷工行動中,組織化的政治性色彩愈加突出。

 在當代中國現實中,無論「以法抗爭」抑或「以身抗爭」,主要起因於基層執政者與「在地」資本強勢的結盟;當集體性「以法抗爭」止步於糾結深重的地方權貴結盟,追隨而進的集體性「以身抗爭」就具有更多超越政治性可能,這種集體性的身體恐嚇、威脅更有擴張放大和社會號召性效應。如此一來,「以身抗爭」的衝動和動力很難在個性化的、功利化的利益訴求層面戛然而止,個體激憤、苦難和遭遇一旦超越個體的軀殼,融匯到某種「群體精神」之中,以集體抗爭平服個體遭際,也就可能在抗爭行動性質灌輸進某種特殊的可能性;而且,在這個層面上,「以身抗爭」較之「以法抗爭」帶有更大的徹底性、破壞性和顛覆性。

 學術界一直以「利益之爭」評價當代中國底層民眾的抗爭訴求,實際上大大淡化了當前中國底層社會的抗爭訴求本質。「我不是為了錢,我是為了一種說法!」秋菊打官司,打到最後已經不是簡單的「賠償金」問題,而是「那口氣」了;一旦「這口氣」匯聚成一股或一團氣流、聲勢,進而上升到某種共同意義、普遍信仰,這個社會的正常秩序也就到了危險的邊緣,不能不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