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各地的拆遷行動中,政府通常處於強勢地位。(新華社)
▲「拆托」周旋於政府部門、拆遷單位和拆遷戶之間,牟取不法利益。(中新社)

 隨著大陸城鄉建設發展、現代化進程加快,各地天天都上演著由地方政府主導的建築拆遷行動,在如此的「拆遷熱」之下,便衍生出一個新群體──「拆托」(拆遷托兒)。

 「拆托」以拆遷戶「代表」或「代理人」的名義自居,周旋於政府部門、拆遷單位和拆遷戶之間,牟取不法利益。「拆托」是拆遷公司和拆遷戶共同的「朋友」,一方面對拆遷單位「抬價」,另一方面對拆遷戶「壓價」,從中獲取差價,暴利程度驚人。在南京,曾有1名「拆托」與官員勾結,靠1塊地就賺進2000萬元(人民幣,下同)。

 多為有人脈的地頭蛇

 在大陸,「托」(托兒)指在不法商業行為中為賺取不義之財之人,如誘騙病人到其指定的私人診所或醫院看病的「醫托」;踴躍排隊買房,製造樓市繁榮假象的「房托」;婚姻介紹所雇來專門與人約會相親的「婚托」等。「拆托」則是城市拆遷下出現的新名詞。

 《南方周末》報導,事實上,自從大陸出現大規模的城市拆遷改造,「拆托」就隨利而生。不透明的拆遷政策、官方與老百姓間不平等的談判方式,於是,拆遷戶想借「拆托」改變弱勢地位,拆遷方想借「拆托」搞定拆遷戶。他們一方面是地頭蛇,另一方面在政府部門中有一定人脈背景,別人談不下來的價格他們能談下來,別人擺不平的事他們能夠擺平。

 1塊地賺2千萬人民幣

 今年6月22日,江蘇省人民檢察院通報的一批瀆職侵權案件通報中,出現「一塊地牟利2000萬元,南京現暴利拆托」新聞,使得「拆托」這個遊走於拆遷戶和拆遷方之間的群體,一夜之間成了家喻戶曉的暴利職業。

 該案件中,「拆托」徐善偉得知金陵職業教育中心原十五中校區被確定為拆遷地後,即向該校前校長方靜行賄4.5萬元,以30萬元的低價取得該地塊的承租權,並搶蓋違章建築1萬餘平方公尺。

 隨後,徐善偉又行賄南京市白下區的相關拆遷負責人、房產管理局副局長等多名官員,使違章建築變身合法建築,最終取得近3000萬元的拆遷補償款。扣除行賄和建築成本,這塊地讓徐善偉共獲利高達2000餘萬元。

 另一案例,在江蘇寧杭高速公路二期的拆遷項目中,南京某村委會王姓副主任以被拆遷人親戚的名義與拆遷負責人勾結,將原本政策規定中的6萬元賠償款提高至103萬元,漲幅超過17倍。事成之後,王某將6萬元給被拆遷人,5萬元作為「好處費」給拆遷負責人,剩下的92萬元全部放進自己口袋。

 找黑道鬧場遭警逮捕

 此外,還有部分「拆托」有黑道背景,他們並非靠金錢交易,而是將暴力和恐嚇視為最有效的談判手段。這樣的黑色「拆托」,往往讓拆遷辦和拆遷戶都「敬而遠之」。

 長期介入拆遷的南京市溧水縣法院院長周迅曾指出,這些黑色「拆托」被視為和「活鬧鬼」(南京方言:近似小混混)同類。他們能把你的電話、住址、老婆在哪個單位、小孩在哪個學校都弄得一清二楚,並且借此威脅你。「拆托」們動輒召集數十名「活鬧鬼」聚眾鬧事,在這種談判方式面前,拆遷公司多選擇散財了事。

 2004年5月,南京一名工程老闆搭建的「違章建築」面臨強制拆遷,他請來「拆托」和拆遷辦談判,但是談判不成功,行政執法部門決定實施強拆,這名「拆托」隨即找來45名「活鬧鬼」到場,試圖阻止強拆。

 這些「活鬧鬼」清一色的光頭,穿著統一的「美津濃」運動服、白色旅遊鞋,年齡在20歲左右,因此被稱為「光頭黨」。他們出面幫忙阻止強拆的代價是,每人每天100元,1包香菸,外加3餐。

 當時,南京警方調派100名特巡警,共逮捕43人,僅2人逃脫。「拆托」被抓,按江湖規矩,將來出獄之後還會找屋主索要賠償,公開的行情價是每人每年2萬元。

 此後秦淮區先後破獲多起「光頭黨」案件。1份資料顯示,2009年,南京市逮捕多達612名「光頭黨」成員,其中115名充當過「拆托」。

 不對等加黑箱釀弊端

 其實,「拆托」的出現正突顯大陸的拆遷亂象。官方刻意壓低補償款,未獲得居民同意便強拆房屋等,各地惡性拆遷事件頻見諸報端:今年2月8日,安徽省利辛縣1名80多歲的老人在自己家中被野蠻拆遷施工活活砸死;3月3日,湖北武漢黃陂區發生1起慘案,1名70歲的老婦人在阻止拆遷方施工的過程中被人毆打摔入溝內,然後遭挖土機鏟土活埋。

 《東方早報》指出,拆遷是拆遷人與被拆遷人之間的一場博弈,但現實中,不論拆遷人是開發商,或是某些地方政府,都處於明顯的強勢地位,這是一場不公平的博弈,因而,帶血的拆遷悲劇頻傳。

 對於拆遷戶們而言,正因為拆遷人與被拆遷人之間不平等的談判關係,加上拆遷與補償沒有公開透明,「找關係」才成了「自救」途徑,「拆托」也有了獲利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