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遷新法遲遲不見出台,相關部門也沒有任何審議時間表,已引起新《拆遷條例》胎死腹中的疑慮。(新華社)

 評論解讀《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徵求意見稿)》,公布已過半年,看不到立法完成的時間表,各方都灰心。論者指出其中最核心問題,仍然是權利與權力的問題。不能解決立法權力平等的問題,就無法進行立法上的平等博弈,也就無法實現拆遷利益的均衡。進步的法律不能靠地方政府「良心發現」,而必須推進體制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設,讓民眾在立法上有更多的話語權。

 自1月29日《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以下稱《徵求意見稿》)公布以來,已近半年。這部萬民期待的「拆遷新法」不但沒有正式出台的跡象,相關部門也沒有公布任何的審議時間表。《經濟觀察報》近日援引國務院法制辦有關人士的話稱,拆遷修法已非當前工作著力點。更有瞭解內情的法律學者和律師稱,新《拆遷條例》或已胎死腹中。

 變法過程人為隱身

 從未露面的「利益集團」和「地方阻力」,自此又被架上公審席。又是一場被告缺席的審判。正如不難預料拆遷變法的今日命運一樣,民意審判的結果也早已定局,多數民意在不遺餘力地呼籲、推動拆遷變法,它留下的,是又一張難以付諸執行的「輿論白條」。

 在此之前,已有三次明確反對現行《拆遷條例》的民意浪潮,藉著唐福珍案、學者上書等公共事件,集中爆發並迅速席捲全國。

 《徵求意見稿》,就是民意推動拆遷變法的成果之一。儘管這部《意見稿》和當初「學者上書」所要求的目標相去甚遠。彼時民意是要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查現行《拆遷條例》是否違憲。只要違憲審查機制一啟動,《拆遷條例》就難以逃脫被宣告無效的法律命運。遺憾的是,此番上書未能推動違憲審查的實質性進展,未能在《拆遷條例》的廢除上,由一個新條例來取代舊條例。

 《徵求意見稿》公布以後,公民參與立法的熱情被大大激發出來,但沒有看到這次徵求意見的具體反饋公布;究竟收到了多少條建議,又有多少意見被《徵求意見稿》採納,為何沒被採納,凡此種種皆和這次拆遷變法的幕後博弈一樣,被人為隱身。

 阻撓變法正是官意

 立法徵求民意,意在尊重民意,並通過公民參與來保證新法能夠體現多數人意志。徵求民意卻沒有任何反饋,不知是何原因。

 對於行政立法部門而言,也有它不能協調的利益衝突。大規模拆遷的根源,一是中國城市化進程加速的需要,二是1994年稅收中央與地方分立之後,地方財政狀況迅速惡化的需要。尤其是後一個根源,造就了阻礙拆遷變法的「相關利益階層」。官方說,拆遷變法的「地方阻力」太大。這語焉不詳的「地方阻力」,當然不是來自地方的民意在阻撓,甚至也不是開發商在阻撓。

 《拆遷條例》規定的只是行政拆遷。商業拆遷完全由民事法律和市場來調節。行政拆遷只能緣於國家為公共利益的徵收──無論是國家徵收還是行政拆遷,都是政府行為。阻撓拆遷變法的,正是來自地方的「官意」。

 我們完全可以理解在拆遷變法的公開博弈過程中,為何官意會缺席。因為在公開的輿論平台上,在法治的大原則之下,以人為本、注重民生、依法行政都具有了政治正確與法律正確。地方官員無法依據「官意」來與民意辯論。問題恰恰就出在,有一個祕密的管道,足以讓一些官意充分表達,並最終影響立法的取向。

 (摘自新傳媒網.《東方早報》2010-7-26,作者王琳,法律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