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文強被執行死刑,在這起轟動大陸的腐敗案件中,文強觸犯了受賄罪、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強姦罪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7月13日,台灣高等法院爆發法官、檢察官集體收賄大案,前立法委員何智輝涉嫌向法官行賄,更改何所涉弊案的判決。兩岸紛傳職務與「法」(立法、司法、執法)密切相關的重要公職人員涉貪,顯示腐敗問題的嚴重程度。相信多數兩岸民眾會認為,已曝光的貪腐案件只是官場腐敗的冰山一角。

 面對腐敗痼疾,大陸當局不斷出台各種文件。7月11日,新華社發布《關於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明定黨政機關(包括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中大型國企的縣處級副職以上幹部要申報本人婚姻變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國外、從業等情況,以及本人收入和配偶與共同生活子女的房產和投資等事項。兩周後,新華社又公布《關於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作為反腐倡廉的配套措施。

 《關於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公布後,不少人認為這是大陸當局推動官員財產申報的重要進展。卻也有評論點出,所謂「官員財產申報」是一大誤會。其中騰訊網的評論就剖析道,此規定只是舊規定的整合,所謂官員財產申報是向組織報告,並不向民眾公開,即使如此,也沒嚴格執行,缺乏實效。文章尖銳的指出,每次關於財產申報的風吹草動,都會被(偽)專家解讀為「大動作」,其實「那僅僅是風吹草動」。

 從台灣的例子可知,「官員財產申報」不是反腐的萬靈丹,不過卻是一項基本工程,在提高政治的透明度和強化人民的民主監督上,有一定的作用。

 去年9月中共召開十七屆四中全會前,即傳出要推動官員財產申報制,當時海內外一些評論家認為當局將掀起反腐風暴。結果,風暴沒有出現,倒是官員隊伍內部反對「財產(向上級)申報」的巨大聲浪,在會後立即傳到了海外。

 早在1988年,大陸當局就曾起草了一個關於國家行政工作人員報告財產和收入的規定草案,距今已22年,相關法規仍未能完善。先前制定的《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畫》提到要「在今後5年內有計畫、分步驟地制定或修訂一批法律、法規和條例」,至今也沒有多大進展。

 在台灣,反腐法規或財產申報制度的制定實施,同樣走過了緩慢曲折的過程。1970年7月,財政部決定實施稅務人員財產狀況申報,當時同樣也是「只申報不公開」,也不是在法律中明文規定,實際作用有限。1980年,行政機關「研議」後認為,高級公務人員的「財產登記」,由於「財產總歸戶」等配套措施和條件不成熟,無法實施。

 在80年代中期,立法院內及媒體輿論關於制定政治獻金法和財產申報制度的呼聲逐漸增加。但一直到1993年7月,《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才獲得通過,至於《政治獻金法》,更拖延到2004年3月才通過,距離最初的倡議,至少有20年。

 財產申報並公開只是反腐工程中的一小部分,但如果連這並不大的一步,都始終跨不出去,人們將很難相信現存體制是可以改良的。大陸體制內的開明改革派真要落實「以人為本」,就應該憑藉民氣,剷除既得利益集團,推進改革,建立制度。時不我待,距離十八大換屆只剩兩年時間,反腐敗,又豈能再牛步化、走過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