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進一步瞭解發生在馮繽身上的家庭故事,人們又會對其充滿同情。人們似乎可以想像到馮繽、胡敏雙雙遭遇工作變故後的生活場景。但且慢對孝感市中院院長作出「趕盡殺絕」、「不近人情」的常識判斷和譴責,單就馮繽被免一事,拿到檯面上的理由絕對冠冕堂皇:身為法官不注重自身形象,身穿工作制服手捧「冤」字上訪,夠得上「影響極大」、「性質惡劣」、「敗壞法官聲譽和隊伍形象」等紀律處分範疇,這一點,孝感市中院有點「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理直氣壯。

 馮繽懂得運用法律武器和訴訟程序為妻子維權。經過一審、二審程序,沒有作出他們期望的「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判決。為了啟動再審程序,馮繽站在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門口,接連多日「沒有一個人正式接待他」,絕望之下,他「見車出來就用頭往上撞」。為此,他感慨再審「簡直是我拿命拚來的」。

 人們可以看出,馮繽不但有執著、堅韌的司法性格,而且是一個對法律程序和審判公正有著強烈追求甚至近乎偏執的人。當手捧「冤」字上訪之時,馮繽就已經轉化為一位普通公民,不管譴責他舉止失當也好,還是感慨世風日下、法官淪落也罷,起碼,他具有不畏強權、不顧風險的個性。身處法官崗位,他沒有屈服於人情社會和現實潛規則,沒有通過給院長送禮和溝通上級感情化解妻子遭受清退的麻煩,而是與妻子一起將孝感市中院告上法庭。

 法院微妙的人情往來、訴訟交易,加上不受監督、不受約束的「自由裁量權」,以及隨時干預訴訟的一雙看不見的「權力之手」,讓很多人喪失了起碼的對法治敬畏和審判公正的信心。馮繽身穿法官制服上訪,固然有點另類,卻在做著履行訴訟程序的努力。如果這一觸動社會神經的出格之舉,依然換不來孝感市中院個別領導的警醒和反思,那才是法治的巨大悲哀。

 (摘自《中國青年報》2010-7-28,作者劉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