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工房袁兆昌(左一)。(本報資料照片)

 (文接B6版)

 狗……不至於討厭狗,可又提不起勁去喜歡、去接近的。我不害怕狗,卻總有人以為我其實害怕狗。我要跟別人說,我其實是不喜歡而已,又心虛自己到底是害怕還是純粹的不喜歡?」他為了弄清這個看似無聊的念頭,於是寫了「殺狗」:「故事有個專業的殺狗者……」這個故事奇才,一開腔就停不了,下刪千字,仍有千字。據聞,他有四十萬字仍未面世,速度可謂直逼董啟章。他在年初到台北書展推廣《紙烏鴉》時,亦有提到香港的出版困境,今次參與香港書展,他倒想談談作家身分:「香港傳媒以這個(八十後)詞語來塑造社運份子的『激烈』,其實是期望把所有年輕人模糊化。他們在社會裡已經沒有臉孔,只有世代給他們塗上的、一個個虛假的臉譜。」這群作家,就在這種奇特的年代背景一直寫作:「八十後,是有臉孔的。」

 異聲 與自我

 至於亞文諾的《獻給上上》也有殺戮場面的。他寫的故事,多在沒有因果論的佈置下,讓讀者措手不及。在六人合集《走著瞧》裡,他的小說被安排黑色版面,文字反白:「我其實只想說個故事而已。」這種天才型的作家,到底是如何成長?「我中學畢業後,想做設計師。後來發現香港只需要『設計員』,沒有夢想,於是打工。」他現職文員,晚間寫作;排除「多餘的社交活動」,專心一致。書稿一本又一本,弄得阿昌編書時大叫救命。「我們申請藝發局資助,並不是每次都順利的。」阿昌補充,亞文諾當時說:哦,這本不行嗎,就另一本吧。二話沒說,就拿另一個書稿來。這種毅力從何而來?「別人以為寫作小說得靠日常觀察,我則覺得,有許多事情,你還是不能寫的;明知可寫,也不是沒能力寫,只是,你不能寫。」這就是他為現實故事人物保守秘密的美德?「或者可以這麼說:我其實不需要這些(養份)。我有許多故事可寫,真的不用藉此(現實)來供應文字。」

 談到寫作緣起,另一個真正的「八十後」車正軒覺得,想寫,自然會寫。他不會勉強自己出書,認為仍有許多事需要他關心:「最近,我在為劇團製作網站,又為不同機構拍攝和剪接錄像。」他沒有打工,幹自己想幹的事情,寫作小說,是一年多前他最想做的。旺角是他土生土長的地方。《小說旺角》就是一年多前結集的短篇小說集,其中有寫販賣走私香煙的少年,怎樣在一個類似旺角的社區生活,如何差點戀愛了。書中有湯禎兆與《城市畫報》記者的序言,又輯錄香港作家(小思、崑南、梁文道、董啟章等)對旺角的回憶,與小說的虛擬世界相比,記憶與真實又可以這麼交織的。他曾在數年前到台北居住了一個月:「當時,就想躲起來寫作。在香港,我找不到別的地方,而台北在我心目中,空間較大,也較寬廣,於是……」他在這個月內,完成了幾篇小說,其中一篇,就是書中末的〈墾丁少女〉。香港城市景象湮滅得很快,他總結的異地經驗,或者就是對自己歸宿的一種救贖。

 阿昌不諱言,自己純屬心態上的「八十後」。提到近年香港文學雜誌蓬勃的現象,造就了紅眼和亞文諾得以結集出書:「當初,他們在雜誌獲得前輩編輯肯定後,我就問許編輯,可不可以讓他們結集出書。」從讀者身份到出版人,阿昌亦有作者身份:「十年前,我也這麼投稿,那時電郵才普及,我就一口氣投十多家出版社。那時仍是中學生,不知道投稿也要來技巧,於是獲得兩個答覆……」出書後,《超凡學生》為他帶來意想不到的發表機會,才開始陸續出書。《超凡學生》有反建制的暗湧,對教育制度的不滿與戲謔,跳躍式的語言風格,竟受中學生歡迎,數年間以萬冊暢銷書市。現在,他很享受為作家朋友出書的感覺。

 年代創傷與不幸,往往造就出色的文學作品。當下香港政制的傷痕,新舊作家為香港喜、為香港悲的同時,在異常的世局找到自己寫作的路標。政制之禍未必小,卻有當下的小幸福:在香港書展的台上聚首,漫談各種「可能」與「不可能」,總結大家至今的經驗,已夠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