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是近年世界最受矚目及關切的課題,中國大陸經濟的日益壯大,成為驅動全球經濟發展的主要動能之一,也是世界各國極力爭取合作的對象,但另一方面,也讓很多國家感受到與日俱增的競爭壓力;大陸與西方世界近來在貿易、匯率、人權及區域安全事務上日增的摩擦,已讓北京當局楬櫫的「和平崛起」蒙上一層陰影,從而對大陸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構成嚴厲的挑戰。

 2009年金融海嘯肆虐全球之際,中國與美國被並列為G2,為力挽狂瀾的關鍵角色;2010年大陸國內生產毛額(GDP)超越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大陸對外投資亦高速成長,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併購國」;大陸高達2兆6千多億美元的巨額外匯存底,更成為影響全球金融市場甚至左右歐元強弱的關鍵力量;大陸在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IMF)的股權及投票權亦相應調整,超越英、法、德,成為第三大股東;「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自2010年1月1日啟動,更凸顯大陸推動區域經濟整合領頭羊的角色。

 然而,2010年世界局勢出現對中國大陸整體發展不利的轉變。美、歐經濟未能和以大陸為首的亞洲經濟同步復甦,讓大陸享有的巨額貿易順差及人民幣匯率成為代罪羔羊,中美貿易摩擦衝突日益加劇,人民幣匯率爭議甚至一度讓全球瀕臨貨幣戰爭的邊緣。主要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戒心與防備更延伸到貿易之外的各個領域,一年來,谷歌(google)撤出大陸、天安艦事件、中日釣魚台爭端、美中在黃海及南海軍演的摩擦、劉曉波獲領諾貝爾和平獎引發大陸與西方國家在人權議題上的對立衝突,正如本報昨日「面對2011系列社評二」所指出,這些對立衝突在在顯示大陸在接軌世界過程中衍生出國際角力與彼此調適問題。

 在上世紀鄧小平領導大陸的時代,曾經為中國樹立「韜光養晦」的對外長期戰略,讓大陸能夠致力於經濟的改革開放,締造出無數世界第一紀錄,也成就經濟快速崛起的跨世紀大業。近年儘管北京當局對「中國崛起」仍低調以對,惟恐「中國威脅論」一再被炒作,但是,大陸內部有愈來愈強大的聲音要求中國在國際社會上要有符合「大國」身分的姿態與話語權。在這種內部壓力下,過去一段時間,北京當局在處理對外事務上顯然已不再「韜光養晦」,甚至日益凸顯「大國」的姿態與作為,也因此加深大陸與美、歐、日等工業大國間的摩擦與衝突。

 但是,誠如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去年9月下旬在出席聯合國會議發表「認識一個真實的中國」演講中所指出:中國經濟實力被過度誇大,人均GDP只相當於已開發國家的十分之一;境內還有高達1.5億的貧困人口,產業發展仍處於全球產業鏈的低端,核心技術仍大量依賴進口。更關鍵的是,大陸經濟成長迄今仍高度依賴外貿及勞力密集的加工出口產業,儘管「十二五規畫」楬櫫加快改變經濟增長模式的新路線,但短期內,大陸要以擴大內需取代對美、歐市場的依賴,其可行性極低。更何況,大陸在教育、科技、創新能力、典章制度等軟實力上,與工業先進國家仍有很大差距。因此,大陸更需要時間進行經濟的轉軌,以為晉升世界「大國」作更紮實的奠基工程。

 是以,北京當局必須深刻體認經濟發展仍是提升綜合國力的根本,以更謹慎、務實、沉潛的作為面對日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國應恪守「和平發展,互利共贏」的世界觀,營造和諧、友善的外在發展環境,透過國際的協調與合作,共同面對解決問題,從而爭取更多時間,讓大陸經濟順利轉軌,達到「大國」的基本條件。

 兩年多來,台灣與大陸和平發展新局,為亞洲經濟互利共榮提供最有力的證明。在大陸與世界接軌過程中,台灣可以扮演關鍵的角色,成為全球和平發展的觸媒,這也是兩岸關係進一步提升可以帶來的最正面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