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不算那排在建的住宅樓,北京市看守所是豆各莊最龐大的建築群了。院牆與鐵門隱藏了它的規模,只能看到兩幢辦公樓,大約六、七層高。透過接待室的後窗,我模糊的看到一幢二層板房,灰色、簡陋,不知是否被關押人員所住,也不知這樣的板房有幾幢。

 在網路上流傳的說法是,許志永就關押在此。他不是我第一個被捕的朋友,卻可能是第一個讓我清晰的意識到「被捕」這種感覺的朋友。

 二○○九年七月二十三日的夜晚,我們一起在北大附近的一家餐廳吃飯。晚餐上,他似乎保持了一貫的樂觀與信心,似乎九天前稅務部門對公盟的突然造訪和近乎瘋狂的懲罰措施,一點都沒讓他心灰意冷。誰都清楚這是一次以經濟為名義進行的壓迫。

 我們的國家似乎總是充斥著這重重荒誕。它分明已然道德崩潰、衝突不停,到處卻都在大談和諧社會;憲法保證每個人的言論自由,但是法律也懲罰所有可以被定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你說不清哪句話一不小心就可能顛覆掉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它的一些官員公然四處尋找處女,色情服務無處不在,它卻聲稱要用一款軟體來保護那些上網的少年免受黃色內容的傷害……

 而許志永和他的同志,對社會滿懷責任與深情,想通過自己的法律知識去幫助困境中的陌生人,以減少這個社會的不公,給那些悲觀無力者希望。但他們想成立這樣一家民間機構時,卻因沒有政府部門願意出面擔任主管單位,而不能登記為民辦非企業單位。它不得不註冊為「北京公盟諮詢有限公司」以求生存。

 專制政權總是以消除社會力量為首要任務,它不容許人們因相同志向與興趣結合在一起,它可能分散權力中心的權威。當一個國家所有的社會力量都被清除時,它就是一個極權社會,國家力量無處不在,從你的工資單到臥室,政治權力無處不在,在情書中引用毛主席語錄的年代不正如此嗎?極權體制通過恐懼和欺騙造就孤立無援、喪失獨立思考的個體,他們又是一場場荒誕的群眾悲劇的材料。而三十年的改革之後,我們看到了市場力量的迅速興起,卻沒看到社會力量的成熟。只有在一個健康而強大的市民社會才能去培育多元的價值觀,讓人們既抵制強大的政治力量,又防止僅僅淪為生產者和消費者,使每個人成為健康的公民。當權者瞭解這些,登記一家非贏利公益組織,要比登記一家公司更困難得多。這其中的含義一目了然——我允許你賺錢,其他不要管得太多。

 但許志永和他的同志想管得多一些,因為我們早已生活在一個扭曲的社會之中。在他們不懈的努力背後,是一個新的中國的形成:經濟進步不再能給全社會帶來普遍福利,財富差距迅速擴大;政治權力與商業利益達成了新的聯盟,使得壟斷利益集團出現,普通人的機會不僅減少,而且利益經常受到侵害;金錢催生了政治權力的擴張,造就了一個扭曲的經濟結構……於是,在中國這台龐大的經濟機器轟然向前時,很多人跌落在車輪之下、被碾過,但他們的叫喊聲卻經常被轟鳴聲所淹沒。

 這些跌落的人群,只能在家中歎息,擁擠在上訪村裡徒勞等待希望,舉著申冤的牌子默默的站在法院、檢察院乃至中央電視台門前。媒體很難給予他們空間,它們不僅被意識形態控制,也加入了娛樂化的潮流;官僚機構當然更不會有興趣,這個政權建立的最基本哲學就是漠視人的尊嚴,人是工具、是材料,它曾經的國家主席都曾如此慘死,何況這些普通人;至於廣闊的老百姓,他們看到身邊的不幸者會有多麼不幸,所以要拼命向上爬升,以獲取少許的安全感……這樣的社會充滿不公、黑暗,因此尤其渴望正義與良知。

 公盟旗下幾十名律師幾乎全部免費為不同的群體提供法律諮詢,並以各種方式普及法律常識。從推動廢除收容遣送制度到為鄧玉嬌案的辯護,再到為受到三聚氰胺奶粉影響的家庭,公盟像是過去六年中國法治進程的某種縮影,一群青年人如何用法律的武器來幫助普通人獲得基本的權利和尊嚴。他們很少用口號和理論來表明姿態,而是用一個個具體的行動,推動公民權利的成長,為充滿絕望和嘲諷的公共空間中增加希望。他們也從未放棄任何一個改善社會的機會,包括體制內。自從二○○三年當選為海澱區人大代表以後,許志永就不斷運用新的身份,揭露種種問題。

 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夜晚,他試圖還在猜測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了目前的困境。在意識形態死亡之後,黨與政府早已分化為不同的利益集團。當他們的利益受損時,都會毫不留情的動用手中的權力資源。(文轉B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