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總統順利當選連任,各界對他的期許接踵而至,一般相信以他的人格特質和自我期許,第二任期所追求的應是其歷史定位,而有「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的抱負。從而,新閣揆的選擇,不但要符合馬總統的歷史定位要求,也要能因應波譎雲詭的國際經濟情勢變化,更要能調和鼎鼐、跨越藍綠對峙,更不能只是長期都在官僚體制內,以致不知民間疾苦。能同時符合這些要求的理想人選,已經是鳳毛麟角,又同時以在職優勢獲得青睞的人選,當然是行政院副院長陳冲;因此,當農曆新年剛過,新閣揆人選確定是陳冲時,無論媒體輿論,甚至在野黨的回應,都是讚賞與認同。

 陳冲在第一次政黨輪替前,曾任保險司長、金融局長、財政部次長等要職,公職經歷豐富。第一次政黨輪替、綠營執政時,他仍被倚重,擔任證交所董事長、合庫銀行董事長等要職,業界經驗充足;第二次政黨輪替後,金融海嘯期間又被藍營重用擔任金管會主委,一方面處理金融重大問題,另一方面配合兩岸金融開放,簽訂兩岸金融MOU。他能有為有守,而且超越藍綠,靠的是他的專業與圓融。專業之處使他能同時受藍綠陣營肯定與倚重;圓融之處使他在藍綠陣營中只有朋友、沒有敵人。因此,我們預期新的行政院與立法院之間,未來關係將更加融洽,以往吳揆快人快語、不給情面回擊反對黨的畫面,未來將被陳氏幽默、四兩撥千斤的和諧氣氛所取代。兩院互動、藍綠關係的和睦,應是全民之福。

 然而,陳冲內閣所面臨的挑戰也將大於歷任閣揆。其中最大的變數,來自全球經濟情勢的多變,尤其是歐債危機。歐債危機從去年八月爆發迄今,歐洲各國政府甚至國際組織IMF,雖然多方努力,提出各種解決方案,但卻因各國彼此間的利益糾葛,與各國內部的政黨相爭,導致各種方案功敗垂成,從而形成國際金融的不定時炸彈。此外,歐洲國家的經濟疲弱,也連累到我國對歐盟區的出口,以致去年對歐盟區出口所佔比重下跌0.6個百分點。這是新內閣必須因應處理的國際經濟難題。

 其次,新內閣要有勇氣告訴國人,兩岸關係的進展既是「先易後難」,未來四年進入ECFA的各項實質談判時,與前四年先把餅做大的開創時期將有所不同。兩岸雙方固然有追求「雙贏」的共識,但越來越實際的談判,將從「做餅」談判逐漸轉為「分餅」談判。國人不宜過度樂觀,要求政府在兩岸的所有商務談判都要優於WTO與CEPA的條件,畢竟大陸方面也要對國際社會及香港人民有所交代。新內閣不必媚俗,而要面對現實,以誠懇持平的態度處理兩岸問題,與大陸「和而不同」,「親中」而不致被歐美國家誤解為「傾中」,「愛台」而不致被反對人士曲解為「賣台」。

 第三,新內閣要有魄力與能力,處理台灣長期以來日積月累卻環環相扣的四個基本問題:稅制不公、貧富差距、產業外移、就業失衡。這四個問題表面上看似各不相關,其實互為表裡。在稅制方面,資本利得免稅,使得股市與房市的獲利,不必繳納任何所得稅,然而,有能力在股市與房市進出獲利者,多半是高所得階層;中低所得階層大多屬薪水階級,其所得之一分一毫都被計入綜合所得稅的核課規範內,從而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趨勢乃日益明顯。此外,產業外移的趨勢若無法遏止,從三角貿易所帶來的國民所得提高,只是讓廠商和股東獲利,使大股東富者愈富而已;產業外移會使國內就業機會減少,政府不能老是以短期就業方案來撐場面,而應規劃「根留台灣」的產業政策。否則,就業機會減少將使中產階級逐漸流失,而使貧富差距更為擴大,也使社會不安氛圍提高。

 最後,新內閣也應留意吳前內閣所稱的「庶民經濟」問題。例如,去年台灣股市重跌21.18%,下跌幅度在全球主要股市中,可能僅次於上海股市21.68%的跌幅。台股下跌原因雖不是肇因於台灣的經濟基本面,而是因為歐美資金緊縮,外資把亞洲股市當提款機,在台灣大幅淨賣超達2,766億元所致,但800萬股民只看到自己荷包縮水,自然抱怨政府無能。另外,台北市與新北市的精華區,「房價所得比」仍高不可攀,雖有央行、金管會、財政部三個部會通力合作,一方面控管金融業授信過度集中風險,二方面減少房市資金動能,三方面以奢侈稅做直接抑制,但仍難以平息民眾對房市的不滿。匯市方面,雖然央行極力把關,但外界仍褒貶不一,動輒以韓圜的漲跌變動臧否央行的因應表現。至於物價方面,去年第四季即蠢蠢欲動,12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達2.03%,已經超過全年的平均漲幅(1.42%)。如何妥善處理股市、房市、匯市、「菜市」(物價)等四個庶民關切的議題,將是新內閣不能輕忽的艱鉅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