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家知名的海鮮餐廳,兩位日本友人都是第一次來,在座陪同的還有L君,除了招牌的金瓜米粉、臭豆腐,還有乾煎本港馬頭魚,無一不是饕客們喜愛的美味佳餚。

 我們的聚會既是送行也是迎新,即將奉派調回東京的村上與他的繼任者鵜飼,都是我在《朝日新聞》擔任客座研究員時的舊識。二○○四、五年,村上在經濟部、鵜飼在國際部,他們是朝日年輕一輩的「中國通」,都曾被報社派到大陸各地學習為期一年的中文訓練,有的甚至還前往重慶研讀,以因應大西部的開發。

 日本媒體的海外派遣向來很有制度,平均三年至四年一任,他們像候鳥一樣來來去去。多數被派過來台灣駐點的外籍記者,沒有不喜歡台灣的,日本媒體亦是如此。從美食、風土、人情味到喧鬧不已的民主政治,台灣社會快速翻轉的節奏,以及關不住的旺盛生命力,每每令他們驚豔也稱羨。

 但是日本媒體內斂而冷靜的性格,一如集體制約成性的大和民族,他們多半沒有台灣媒體那般外放、生猛的熱情,習慣保持距離的觀察,不過,有時那樣用心的觀察,傳達了一個外國人對這塊土地直擊的感受,卻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天在飯桌上,我提起村上曾寫過的一篇報導,閱後令我頗為感動,有點像是「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的味道。那是村上個人的親身體驗,他約略敘述一番,我後來再去翻箱倒櫃,才知道那是他發表在電子雜誌的隨筆。

 村上因為坐骨神經痛的問題,跑去一家整形外科診所看病,醫生囑咐一些注意事項,勸他「最好去大醫院好好檢查一下」,結束前拿了一塊貼布給他,還說「這次看診就不收錢」,讓他過意不去,但對方仍堅持不收錢。

 那晚,村上參加一場聚會,而且是聚會的東道主。結果他發現自己的錢包掉了,趕緊回到先前搭計程車下車的地方,一位老人叫住他問道:「丟了錢包嗎?」原來老人和他兒子是那裡的清潔工,兒子已將錢包送派出所,而老人在那裡等著。

 村上趕去派出所順利拿回錢包,他想親自向對方道謝,拜託警察打了電話給那對父子,他在電話中表明想給一些謝禮(其實是送錢致謝,但村上在文中委婉地用「謝禮」代替了鈔票),但兒子回答說:「謝禮就不用了,以後小心別再把錢包丟了。」

 在這篇隨筆裡,村上寫道,「我並不認為這兩件事只是偶然,自那之後,我一直在想應該如何回報這個社會。」

 我讀這篇題為〈這個城市的溫暖並非偶然〉的短文時,心中浮現些許的驕傲,一種身為台灣人的驕傲。城市裡的小醫生,想必是體貼有愛心的人,即便不是視病如親也絕非視錢如命,那平易近人流露的是台灣醫療之美;另一對拾金不昧的清潔工父子,雖然在都會中為生計打拚,卻擁有崇高人格,他們懂得物歸原主,也沒有趁火打劫。

 一天之內的兩件事,讓村上充分地感受到台灣人的良善,屬於台灣社會最美的一面。即使村上離台在即,然而當他回憶此事時,仍不免讚揚再三,並感嘆那是許多城市社會所沒有的。

 村上後來還寫過台北市「自由巷」的故事。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自由時代週刊》創辦人鄭南榕以自焚抗議國民黨政府打壓言論自由,二十三年後,台北市議會跨黨派通過決議,將自焚原址街道命名為「自由巷」,台北市長郝龍斌不僅同意提案,還親自出席揭牌儀式。

 在現場採訪的村上,對於「自由巷」設立的始末應該知之甚稔,他知道當年被鄭南榕猛烈批判的高官郝柏村就是郝龍斌的父親,因此他特別提及郝龍斌在儀式上的發言內容─「非常尊敬鄭南榕」。

 村上在「自由巷」一文的結語,最能體現一個外國媒體的觀察功力,他說,「在北京天安門事件發生的同一年,在台北也有人為了自由進而獻出寶貴的生命,希望這樣的歷史能永遠地留在人們心中。」

 坦白說,我頗為這段簡潔的敘述而折服,因為村上畢竟是個日本記者,台灣媒體報導「自由巷」揭牌的新聞時,多的是歷史整理和政治分析,但俯瞰新聞事件時,卻往往欠缺一定的高度與深度。

 我因而想起自己生長的土地,作為一個媒體人,是否也曾有過那樣深情的回首與敏銳的透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