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法有云,「勝兵先勝而後求戰。」筆者從參與「運籌2019兵推」的心得,間接驗證了一項現代社會特別突出的特徵︰民主選舉的因素強烈制約著國家理性的運行。

 「國家理性」(reason of state)是國際政治無政府狀態下,政治領導者必須遵循的追求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原則,同時也是評價政治家是否負責的倫理標準。國家領導層在國際競爭中進行廟算時,更必須唯國家理性是問,這也應該是裁判兵推參演各方勝負的準繩。筆者參與過的所有形式兵推,想定或有不同,包括本次「運籌2019兵推」,統裁部與兩方主推者都不應也不可能以任何一方在「國內」選舉勝選作為判定勝負的標準。同理,所有兵推也不會假定現代國家的選民是純粹以「勝選」論斷政治領袖的優劣。

 但是非常弔詭的,也是本次兵推會後檢討時多數統裁官一致認同的,就是如何贏得2020年大選這個目標,會明顯左右台灣政治領袖面對美中大國對抗時的廟算。這個因素對軍事安全領域情境推演的影響最為強烈,對經濟貿易領域的影響比較溫和。

 筆者的這項體會,恰恰不是從觀察「藍A組」對美中台海機艦接觸、貿易與科技競爭的想定決策直接得出。與此相反,筆者和統裁部許多參與者都認為模擬執政黨的同仁成功地謹守學者本色,遵循「純粹理性」決策模式,操作一種學院風的「維持現狀」原則,幾乎不見大選在執政黨外交與安全戰略的影響,可以說保守得不太尋常。當然,筆者所在的模擬在野黨的「藍B組」則因為該黨候選者眾,主推者只能虛擬某種所有在野候選人「萬用」的公式回應,推演結果也是「溫良恭儉」,缺少特色。

 回到「勝兵先勝」的要求,兵推應該要期待模擬朝野參演者能將選舉納入考慮,然後設法剋制選情干擾,回歸國家理性,為處境日益艱難的台灣在各種危局中找尋出路。尤其是2020年大選極有可能是三方競爭,獲勝方極有可能爭得4成選票即可贏得總統選舉的情況下,任何與國家理性相悖,卻有助於增加那怕是只有5%左右選票的舉措,都有可能受到決策者的青睞。筆者認為,這種情況對掌握行政權的現任候選人而言,可行性與發生的可能性也最高。但參演者卻鮮少模擬剋制這種引力的努力,而是直接得出不受官僚本位、觀眾成本和群體迷思干擾的理性決策,這種「不合理的合理」,反而值得人們深思。

 另一個值得分享的推演觀察,是模擬在野黨的「藍B組」,在決策中比較忠實地表現出藍營面對美中競爭更左右為難的困境。該組確實體現在野黨深受親美傳統的影響,但也不希望在兩強對抗中直接曝險。但即使兵推設計者願意欣賞這種避險的美德,受到三方競爭微小差距的限制,選民在選舉中未必會獎勵這種國家理性。(作者為中華前瞻戰略協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