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一國兩制統一中國」大型看板。(本報系資料照片)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拋出兩岸可「民主協商」兩制台灣方案,蔡政府則以中共代理人法、國安五法作為反制。武漢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祝捷受訪指出,台灣為兩岸政治協商設置高門檻,意味著有利於和平統一的制度性安排已不太可能,而大陸拋出的「民主協商」,重要性堪比中共建政前1948年提出召開新政協的「五一口號」,可繞開當時困境,建構新秩序。

 他認為,兩岸由經而政的「外溢效應」正在被遏制,此時民主協商恰能破解民進黨政府的制度打壓,是具有戰略性的長遠提議。

 兩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祝捷近日接受本報專訪指出,蔡政府近期推動的國安五法、中共代理人法,以及對兩岸事務性商談設置雙四分之三的高門檻等,在某種意義上,兩岸要推進政治性商談已不太可能,兩岸要形成和平協議的制度條件也不再存在。

 1948年中共曾發布「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和各方代表召開新政協,進而團結各個黨派,確立中共領導地位。祝捷認為,習提出「民主協商」的重要意義堪比五一口號,「對於我們繞開或破解民進黨當局的制度打壓非常有意義,也有一定的可行性」。

 在習五條發表以來,僅有洪秀柱、郁慕明、高金素梅率團赴京響應。對於何以國民黨人士不願呼應,祝捷認為,「憲法一中」是台灣的最大公約數,藍綠都不會貿然突破,從此意義看,民主協商是要建構新秩序,這就涉及對舊秩序的質疑,就像1948年也有很多黨派處於觀望。

 他指出,這是提供一條路徑,但必然需要時間的累積,但這是具戰略性的長遠提議,台灣各方政治勢力應著眼於台灣前途和台灣人民的角度來思考。

 祝捷認為,兩岸是從「經濟→法制→法治」的過程,他以《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為例指出,是因兩岸有大量貨物往來和商業合作,才有ECFA這個「法制」;ECFA獲得有效運行,雙方共同遵守行為規範,就變成有約束力的制度,而此制度進而影響政治運作,就是法治。

 記者詢問當前兩岸緊張情勢,是否堪比1996或2004年,祝捷認為,當前處於一種新型態,他以新功能主義的「外溢效應」作解釋指出,在蔡政府的修法和各種手段下,兩岸由經而政的外溢效應正被遏止,但即便官方對立,民間也不可能退到過去的互不往來,所以並不能完全類比當年,但有許多學者提出的「冷和平」說法,則可反映一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