銘記九一八事變,各界人士在瀋陽隆重集會。(中新社資料照片)

 從九一八事變到盧溝橋事變的六年,實為其後八年抗戰之序幕戰。此六年國府當局之因應,可概分為三大方針─對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對內:團結禦侮,安內攘外。對外:國際路線,公理戰勝。蔣介石之主導,尤具關鍵性。

 關於中共軍隊問題,兩方爭執雖甚激烈,尚可討價還價,國方代表在會中表示:

 1.就軍隊之數字而言,26年(1937)中共要求編為三個師,以後到32年(1943)要求增為十二個師,去年(1944)增至十六個師,事隔一年,現在復要求增至四十八個師。較之抗戰初起之三個師,已增加十六倍。……兄等去年尚只說所有官兵不過四十餘萬人,今則忽增至一百二十餘萬人。未及一年時間,而中共之軍隊,何來如許官兵。

 2.中共要求如此多的軍隊,所需軍費必多,軍費多,即人民之負擔重。尤其中共以一在野黨之地位,將來參加政府,亦係以政黨之地位,而須擁有軍隊,且要求多量軍隊。其予國民與國際人士之觀感,實至為不智。

 3.我們談到軍隊問題,不可將軍隊駐地與省區和省之行政混連一起。過去我們為要改革各省軍隊防區制度,不知費了多少努力。到了現在,我們只能有國軍,不能有省軍;只能有國防,不能有省防。……中共軍隊經此次協商,由政府整編之後,可以決定幾個駐防地點,但不可專劃省區。否則,如將軍隊與省區及省地方行政混而為一,則對外間割據之譏,將何以自解。

 中央軍隊依比例裁編

 共方之意見:

 1.兄等(指張治中)以封建軍閥來比擬中共,我不能承認。我們兩黨之擁有武裝,且有十八年之鬥爭歷史,此乃革命事實發展之結果。

 2.以軍隊而論,現在國民黨有二六三個師,而中共只要求四十八師,尚不及六分之一……,故國民黨亦必須為我黨打算,方能使我兩黨各得其所。我方一百二十萬軍隊,若要一旦即裁減為十二個師,實不可能,故必須分期實施。

 3.關於軍隊數目,赫爾利大使擬議中央與中共軍隊之比數為五分之一,我方依此比例考慮,願讓步至六分之一,即中央現有二百六十三個師,我方應編有四十三個師,較9月3日所提方案,讓步五個師,以後中央軍隊裁減縮編,中共亦依此比例裁編,如中央軍隊裁編為六十個師,中共應為十個師,中央軍隊如縮編為一百二十個師,中共應有二十個師。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事變,占據瀋陽,旋即囊括東北,成立其「滿洲國」,是為九一八事變。此一事變,實為中國近代重大之國難,其外患急迫,不弱於甲午之難。

 九一八事變,固為中國之不幸,亦非日本之幸,事變之始,其外相「鴿派」幣原喜重郎謂其「鷹派」陸相南次郎曰:「吞併東三省,如吞一炸彈,必爆發而殞身。」蔣介石則曰:「以東三省來做日本的炸彈,來收回東三省,進一步使日本為東三省而亡。」蔣氏此言,就當時情況而言,或被視為「狂言」,然在十四年後,竟成事實。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軍方計劃已久之行動,從「文裝武備」到「武力掠奪」,而中國守土有責之軍政當局,則持以「不抵抗主義」。其時日本氣勢之盛,肆行無忌,中國氣勢之衰,幾無還手之力,然而終能挽回頹勢者,國民政府因應之忍辱負重精神,實為重要因素。以此獲致喘息時機,得以整軍經武,以為備戰。迨盧溝橋事變爆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認為「最後關頭」已到,對日不再退讓,而決心應戰矣。

 從九一八事變到盧溝橋事變的六年,實為其後八年抗戰之序幕戰。此六年國府當局之因應,可概分為三大方針─對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對內:團結禦侮,安內攘外。對外:國際路線,公理戰勝。蔣介石之主導,尤具關鍵性。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是自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役決定的戰略方針。這一方針,一直持續到1936年的調整中日關係談判和同年的綏遠戰役。在此中間,有1933年的長城戰役和塘沽協定,1935年的察東事件與大灘口約、河北事件與何梅協定、張北事件與秦土協定。這一連串的事件和交涉,通稱為華北危機。

 從淞滬戰役到綏遠戰役,歷時五載,其間曲折變化,可分四個層次:淞滬戰役與停戰協定,可謂戰而後和;長城戰役與塘沽協定,可謂戰而後屈;河北事件與何梅協定,可謂不戰而屈;綏遠戰役與調整中日關係談判,可謂戰而不屈,談而不讓。其所發生的影響,各有不同。

 淞滬戰役,改變了九一八不抵抗之形象,是役所得之效用,據汪清衛述稱:就外交情勢言,抵抗與不抵抗之間,實有極大之差異。一二八以前,各國對華雖勉強說公道話,但卻很冷淡。自一二八淞滬抵抗後,世界輿論,即時改變,各國對華態度,亦好於往昔。

 時任外交部長羅文榦指出:淞滬戰役,日方初意三日可取上海,後經三十日尚未得手。我軍雖退,而日軍進攻亦難,故願停戰。

 蓋因專賴外交,而不能自助,其效必微。九一八事變,我雖竭力呼籲,而國際上影響極小。迨淞滬戰役,我軍奮勇抵抗,世界目光,始為之轉移,國際輿論,亦因改變,外交方面,乃有活動可能。

 惟自塘沽協定至何梅協定的兩年期間,因戰而後屈及不戰而屈,其所發生的現象,有如下述:

 自塘沽協定以來,迄今兩載有餘,政府之中日提攜政策,只造成以下幾種惡果:第一,民氣與士氣之消沉(原因於新聞與言論之取締,排貨之禁 賮央^;第二,無恥政客與漢奸之公開活動;第三,忠實而有氣節者,漸漸不能安於其位;第四,日本少壯派軍人氣焰之高長;第五,國際對華同情心之消失;第六,國民黨道義權威之消失;第七,冀、察、平、津之名存而實亡。

 調整中日關係談判與綏遠戰役,又回到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原點。但其不同之處,交涉是談而不讓;抵抗是戰而不屈。尤其後者由過去的戰而後屈及不戰而屈,提升到戰而不屈。此亦盧溝橋事變後「抗戰到底」戰略方針之前驅也。

 為時將近一年的調整中日關係之交涉,雖無結果。但其所獲得的代價,是為準備長期抗戰,爭取到一年半的時間。因為若干建設工作,是在1936年這一年中積極進行的。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