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

 今年(2020)1月11日的總統大選中,蔡總統勢如破竹,贏得817萬張選票獲得連任,其中最大的關鍵支持來源莫過於青年選票。但這次就職演說內容中談得最少的就是「青年」。

 雖然產業發展策略中談到了六大核心戰略產業、社會安全網,但青年人的薪資停滯、工作貧窮等議題幾乎消失了。當然,六大核心戰略加速產業升級,有助於青年人薪水的提升,但它畢竟是長期的戰略,而非短期有效的策略,也無法發揮立竿見影的效果。再者,社會安全網對中低收入、年輕人也有間接的幫助,但青年人年紀輕輕就接受社會安全網的庇護,過於被動,也令人覺得洩氣。

 青年的低薪,逐步演變成社會對立、貧富對立,以及人才外流的問題。同時,台灣的專上教育過度投資,90%的大學畢業生進入服務業,而服務業升級轉型緩慢,無力吸納這些高素質的專上畢業生,致年輕人薪資呈現停滯的困境。尤其是在此次的新冠肺炎中,無薪假、勞資雙方合意的減薪,導致經常性薪資的下跌,對非典型就業的年輕人最為不利。這些困境都沒有被提及,也是演說內容中比較大的遺憾!

 台灣低薪的成因,多數人認為是台灣產業的代工體系,缺乏品牌、通路,在東南亞、大陸製造業相繼崛起後,陷入低價競爭;致產業外移,工作機會流失,而僱主在低利潤的困境下,也不易為員工加薪,致形成薪資停滯的現象。

 不過,除了代工模式一時之間無法全面調整之外,台灣薪資的停滯還有另外兩個主要原因:一是專上教育的過度投資;一是服務業內需市場小,加上法規束縛,以至於規模破碎,缺乏國際競爭力。

 專上教育的過度投資是台灣薪資凍漲的第二個原因,過度投資專上教育的結果,台灣每年10~15萬名15~19歲高中職畢業生,本應投入製造業,擔任藍領階級的專業工人,但政府的專上教育的擴充,加上父母的學歷至上思維,使上述10~15萬年輕人轉而唸大學、研究所。因此,每年少掉10~15萬藍領階級,即使企業願意以月薪4~5萬元也聘不到工人。而上述10~15萬人繼續深造,到了24~29歲取得大學、碩博士學位後,每年多出10~15萬競爭白領/粉領階級工作,致服務業供過於求,薪水無力漲升。

 第三個原因在於服務業規模的破碎,多數無力進行跨越國境行銷,藉海外市場的規模經濟來擴大營收、利潤,當然無力為員工加薪。台灣內需市場不大,服務業主管部會又以規範、管制為主,無力導入保險資金、國際資金,精進商業模式,提升競爭力。在市場小(量不大)、缺乏升級與較佳的商業模式(質不佳)的情況下,無力吸納數量龐大的專上畢業學生,以至於陷入青年低薪的困境。

 至於如何解決上述三大困境,提升青年的平均薪資水準?就代工思維的改變而言,政府的補助,租稅獎勵應釋出部分資源鼓勵業者在利基領域上,投入品牌、行銷,假以時日必能逐步改變產業結構,減少代工比率。同時,此次新冠肺炎打響了台灣的防疫、品牌,如何善用此一國際品牌形象,投入醫材、健康產業,並帶動電子資訊、傳統產業的海外行銷,提升商品附加價值,將有機會為青年族群開創嶄新的機會。

 在專上教育過度投資的調整上,教育部除鼓勵大專院校合併外,甄選有意願學校,以先行先試模式,鬆綁師資、就業、課程的限制,並和國外大學合作,引進外籍人士來台就學,推動台灣成為華文教育中心,或可視為改革的起步。同時,提供若干誘因,使經營不善的私立院校退場,可以解決目前專上人力過度供給的困境。

 至於服務業規模太小困境的突破,行政院應賦予各服務業主管部會一定比率的產業化績效指標(KPI),並改革公務員誘因機制使其勇於任事。同時,加強中高階公務員的輪調制度,提高跨部會協調、產業化思維,此外,以「先行先試」的「試點」地區,鼓勵部會進行創新,並引進投資。

 在新冠肺炎後,全球經濟陷入衰退困境,台灣的出口貿易勢必受到衝擊。除了加強政府投資、消費之外,唯一操之在我的就是「服務業的鬆綁、產業化」。各服務業主管部會訂定一定比率「產業化KPI」,甚至改採負面表列的投資審查,將為服務業注入活力,精進商業模式、提升競爭力,進而全面提升服務業、青年族群的薪資水準。

 青年人義無反顧地大力支持蔡總統,也是她連任的最大關鍵。但突破青年薪資停滯,為他們規畫未來發展願景的內容卻付之闕如,是就職演說中的一大缺憾。我們誠摯地希望蔡總統在未來的4年內,能夠儘速提出青年低薪的突破策略,為他們營造未來發光發熱的舞台。否則水能載舟也可以覆舟,在青年持續加薪無望、人才外流時,青年對執政黨能否維持這麼高的熱情支持度,可能就得打上若干問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