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五四運動」的動機,在於保衛中國的權益,使中國能夠自立於20世紀的世界民族之林;一百年來,中國在世界民族之林逐漸立足,但中國的權益和中國的傳統依然受到壓抑,部分原因,來自百年以來中國內部對五四的曲解。

 從1920年代開始,對五四背景和影響的描述與論述,先是被疊加了「民主」、「科學」為口號的「啟蒙」論述,繼而又被疊加上「啟蒙」衍生出來,以「推倒舊制度」為內容的「革命」論述。外表呈現自由主義傾向的啟蒙論述,著重宣示自由、民主等「普世」的(其實是西方的)價值;中共以五四為「新民主主義」肇端的革命論述,著重凸顯對於包括中國社會在內「整個」人類社會「階級鬥爭」本質的認知。二者雖成為政治上的敵人,但其思維和論述模式都來自西方思想界對「普世」的想像和西方中心的進步史觀。

 毫無疑問,啟蒙論述和革命論述的目標,仍然在於救亡圖存。在共同否定中國傳統的前提下,自由主義者認定,只有取得個人自由才能最終取得全體的自由;共產主義革命者認定「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但在現實中,個人自由的主張卻與中國傳統中深藏的個人利益取向接合;革命論述則導致階級鬥爭手段壓倒國族生存目標。這樣,救亡圖存的動機遭到手段的壓制,中國的權益難免進一步受損。

 由於這兩種後來疊加的論述,分別主導了世人對五四這場近代中國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殖民主義的救亡運動的認知,促使近代中國歷史過程併入以「現代化」為名義的西化軌道當中,接受西方(無論是「自由」的還是「共產」的)所訂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規則的規範,未盡合乎這些規範的中國傳統和蘊含其中的中國主體,自然遭到外部與內部的共同夾擊。

 世紀回眸,還原五四,不忘初心,才能看清道路、方向與未來。(作者為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