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滬戰役國軍戰士繳獲日軍軍械。(本報系資料照片)

日本方面,認為這次交涉,是他們外交上的失敗,亦於日本軍人對華政策,大有影響。關於外交問題,日政府派以為惟有和華和俄,可免大戰,而其青年將校及反政府派,則以為方今中國備戰未成,外援未至,日本先與德、義締結協定,再乘機壓迫中國,則華北緩衝,共同防共兩條,可望實現。而其首相廣田弘毅、外相有田八郎志在戀棧,乃照軍人意思辦理。孰知德、義之援助,僅有虛聲,而俄、美、英三國之反對日本,先成事實。同時與南京方面幾次之會商,因綏遠戰事而根本推翻。以致日本在國際間之體面完全墜落。凡此皆因軍人之干涉外交所致。故其軍人亦知日本陷於中、俄、英、美之四國重圍。若不改變方針,必遭打擊,故對華北不得不暫停策動。

團結禦侮安內攘外

相反,則是中國方面外交的成功,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中,李烈鈞聽取外交部長張群關於這次交涉的報告後,有如下之評述:

中日交涉開始以來,歐美各國,對於我國之表示,頗具同情,認我國為確有希望之國家。同時在國內之情形,亦為之一變。從前人民對於政府,往往表示不信任,現在都很信任政府。不過一般人以為中央對日交涉,起初態度強硬,結果恐仍屈服。今天一聽張部長之報告,知道中央非惟未屈服,態度更加強硬。彌覺可慰。

至於綏遠戰役,也使日本軍方有所警惕,認為中國武備充實,將士效死,攻守如意。深悔從前之對華認識,完全錯誤。若不停止綏遠戰爭及華北策動,則中國仇日愈甚,勢必與蘇俄攜手;倘又與共黨妥協,則在中國之日軍,有腹背受敵之虞。

對日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自淞滬戰役到綏遠戰役,由戰而後和到戰而不屈。足以顯示這一政策,對國難之應變,至為有效。

外侮之來,由於內訌,要抵禦外侮,必須團結內部。此為九一八事變後,國人共同的呼聲。蔣中正聞變,即曰:「日本侵我東省,如我內部能從此團結,未始非轉禍為福之機,故此時當謀團結為先。」

在此之前,中國內部處於極度動亂之中,其重要者,有1930年的中原大戰,1931年3月「湯山事件」,形成寧粵對抗,以及長江流域大水災,中共軍在江西之暴動。在此天災人禍接踵而至的情況下,蔣氏除停止剿共軍事外,決定「對廣東,以誠摯求其合作;第一,粵方覺悟,速來南京,加入政府;第二,只求統一,中央一切均可退讓;第三,與胡漢民、汪兆銘合作亦可。」

是年11月,國民黨四全大會,是國民黨團結的開始。1935年11月五全大會,是國民黨團結的完成。由於派系之糾紛,四全大會分別在南京(蔣派)、廣州(胡派)、上海(汪派)三處舉行。三處均選出中央執行、監察委員,最後熔於一爐,名額大為擴充,第三屆連同候補總共八十名,第四屆總共一百七十八名,增加一倍有餘;執委由原來的三十六名增為七十二名,加了一番。過去被排除的不同派系或被「開除」者,都當選為第四屆執、監委員。一盤「大拼盤」,只是象徵性的團結。

五全大會是實質性的團結,如蔣所云:「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能得到如此完滿結果,不惟本黨四年之分裂,與十年來之糾紛,得到告一總段落;且開黨國未有之新紀元。」

四全大會只做到蔣、汪合作,是局部合作。五全大會做到蔣、汪、胡、閻、馮五大領袖合作,是全面合作。而馮、閻皆得以誠相感,此皆成功之特點。

團結與禦侮,密切相關,一體兩面,互為因果。九一八不抵抗,舉國憤慨,蔣氏下野。淞滬戰役,舉國振奮,蔣氏重握軍權。此為蔣、汪以及寧、粵局部合作的結果。但自塘沽協定與何梅協定以後,由於未能禦侮,即現分裂情勢。尤其何梅協定之不戰而屈,中央發生「倒汪」政潮,地方發生「倒蔣」現象。後者更為嚴重,幾乎遍及全國。據徐永昌兩則《日記》:

1935年6月16日記:早間周士楨來,出(示)陳季(濟)棠白綾事件(箋),並致其密意云:國家外患,深至如此,皆由內事不平所致。今擬請蔣下野,改組政府,廢除黨權,實行均權共治。發難由陳(濟棠),湘、桂已有契約,更請多方贊助。張漢卿(學良)早已同情,魯韓(復榘)、陜楊(虎城)等處,亦已另有人去說。對日外交,由陳中孚負責。月前土肥原(賢二)如粵,即偕陳同往。發難時期,似(擬)在11月五中某會(按:似指國民黨五全大會)前。

張懷疑蔣以甘誘于

同年8月3日記:劉定五與閻(錫山)先生談極洽,大意謂今日一通電報,蔣即下野,張漢卿(學良)已與西南同意,至時張電蔣同引罪下野,再由西南政(委)會留張逐蔣,請閻先生預備到南京組織政府云云。閻先生大為聳動。

劉定五時任宋哲元(第二十九軍軍長)之平津衛戍司令部高級顧問。彼之晤閻,當係宋之代表。此次醞釀「倒蔣」,宋亦主要成員之一,彼向徐永昌表示:「華北在日本壓迫,中央不管的處境下,不能不聯合閻先生為首領,向方(韓復榘)副之。咱們大家幫助辦(事)」。

張學良素為蔣之「親信」,竟亦參與「倒蔣」,殊難想像。按張在兩年前不戰而失熱河,蔣免其軍委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之職,對蔣抱怨。蔣以為「張學良尚無覺悟,不自知其喪失國土之罪,而一意怪人,以余(蔣)為對他不起,是誠以德報怨,不足與交也。」張辭職出國,於1935年1月返國,先後任豫鄂皖剿共副司令代行總司令(蔣)職權、武昌行營主任。所部東北軍約二十餘萬,分駐冀、豫、鄂地區。在豫、鄂者,任剿共工作。這年4月,東北軍第六十七軍王以哲部尾隨共軍徐海東部進入陜南。華北事件後,駐河北之東北軍第五十一軍于學忠(冀省主席)部調往甘肅,于任川陜甘邊區剿共總指揮兼甘省主席。此舉使張懷疑蔣以甘誘于,係分裂其東北軍。張令于不聽,遂將其漢口後方全部移長安。張之參與「倒蔣」,非無故也。(待續)